1940年，打入日伪内部的刘人寿，正用电台给党组织发报，几名日军突然冲了进来，他们推开刘人寿，又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 刘人寿那会儿的公开身份，是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的一名翻译。这个身份是党组织千挑万选给他的，既能接触到日伪的核心机密，又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 他那年才26岁，白净的面皮，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平时说话斯斯文文，见了日本军官还会弯腰鞠躬，任谁看都觉得是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懦弱的年轻人，枕头底下藏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办公桌的夹层里，锁着密密麻麻的情报底稿。 那天他发的是日军下周要对苏州河沿岸抗日据点进行清剿的消息，电文刚发出去一半，楼下就传来了皮鞋砸地的声响，那声音又急又密，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事了。 他来不及销毁电台，更来不及擦掉发报键上的指纹，只能在日军撞开房门的前一秒，把写着新联络点的纸条塞进嘴里，用力咽了下去。纸条的纸角刮得喉咙生疼，可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日军小队长一把将他推到墙上，枪托狠狠砸在他的后腰上，他疼得眼前发黑，却死死盯着那台被日军围起来的电台。他清楚，呼号和波长被抄走意味着什么——组织上的其他发报员还在按这个频率工作，一旦日军开始监听，整个上海的地下通讯网都得暴露。 他的脑子飞速运转，嘴里却故意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喊着自己只是个普通文员，电台是替一个商人朋友保管的。 日军自然不信，连夜把他押到了宪兵队的审讯室。审讯室里的灯泡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光线昏黄得吓人，墙上挂着皮鞭、烙铁，空气里飘着一股铁锈和血腥的味道。 负责审问他的是个叫松井的日军少佐，这人阴鸷得很，之前已经处决了三个地下党员。松井把抄来的呼号和波长拍在桌上，逼问他上线是谁，下线在哪里，还有多少人在上海潜伏。刘人寿咬紧牙关，只重复一句话：“我是替人保管电台的，我不知道什么上线下线。” 皮鞭抽在背上，火辣辣的疼，血浸透了他的衬衫，粘在皮肉上，每动一下都像刀子在割。他晕过去三次，每次都被冷水泼醒。醒过来的第一秒，他想的不是自己的死活，是组织有没有收到他没发完的半条电文，是战友们有没有及时转移。 他想起入党那天，老书记握着他的手说的话：隐蔽战线的战士，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泄露组织的秘密。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其实日军这次突袭，是有人告密。告密的是伪秘书处的一个科员，那人嫉妒刘人寿深得伪市长信任，又偶然瞥见他深夜在办公室摆弄电台，就偷偷告了密。松井拿着告密信，却硬是撬不开刘人寿的嘴。 他们查遍了刘人寿的住处，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和几本外文书籍，什么都没搜到。松井不死心，把他关在牢房里，派人24小时盯着，想等他的同伙来救他，好一网打尽。 刘人寿看穿了松井的心思，他在牢房里故意装出萎靡不振的样子，暗地里却在找机会传递消息。他知道看守他的伪军里，有一个是组织上安插的内线。 那天放风的时候，他借着捡碎碗片的机会，把一根磨尖的竹片递了过去，竹片上用指甲刻着四个字：速换波长。那名伪军心领神会，转身就把消息传了出去。 组织上收到消息的当天，就紧急更换了所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还通知相关据点提前转移。日军守着抄来的频率监听了半个月，除了一片杂音，什么都没截获。松井这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输了。 他没有证据定刘人寿的罪，又不敢轻易杀了他——刘人寿的身份太特殊，杀了他，伪市政府那边不好交代。最后只能把他关在牢房里，严加看管。 1941年春天，组织上策划了一场周密的营救，把刘人寿从宪兵队的牢房里救了出来。逃出上海的那天，刘人寿回头望了一眼笼罩在硝烟里的城市，眼里满是血丝。他的背上留着一辈子都消不掉的伤疤，可他从没后悔过。后来他辗转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通讯工作，他亲手培训的发报员，遍布大江南北。 隐蔽战线的斗争，没有枪林弹雨的轰轰烈烈，却时时刻刻都在刀尖上跳舞。刘人寿们没有响亮的名号，没有耀眼的勋章，他们隐姓埋名，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融进了民族解放的洪流里。 他们的故事，没有写在教科书的显眼位置，却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