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44岁的居里夫人起床去上课，学生朗之万一把搂住她：“5年了，我不想再等！我要立刻就娶你！”居里夫人满眼期待地点头同意。 大众眼里的玛丽·居里，是教科书上那个捧着烧杯、目光坚毅的科学圣人，甚至不少人觉得她是住在实验室里的“机器人”除了一堆物理化学公式和两枚诺贝尔奖章，人生再无其他颜色。 可当你真正去翻阅她那段被烟尘掩盖的过往，会发现这位能把诺贝尔金牌丢给小女儿当玩具的女性，其人生底色远比“科学献身者”这五个字要复杂、生动，甚至带着几分血淋淋的刺痛感。 如果要给居里夫人的人生画一条线，那绝不是单调的上升曲线，而是学识与世俗重压下的艰难博弈，她出身于一个真正的“教职工宿舍”父亲教物理化学，母亲当女校校长，哥哥姐姐不是医生就是教育家。 这种家庭基因注定了她在巴黎求学时的那股子狠劲，白天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晚上独自在出租屋死磕，通宵达旦不仅是为了省灯油钱，更是为了那份自由探索的快感，所以当她在1893年拿下物理学第一名，紧接着又考下数学学位和教师资格证时。 这一切不仅是天赋的兑现，更是某种家族使命的延续，但这仅仅是光鲜的A面，在那间创造了氯化镭提炼奇迹的实验室之外，真实的玛丽还背负着极其沉重的B面，在与皮埃尔·居里的婚姻生活中，这位理论思维强悍的女科学家，同样要被困在柴米油盐里。 她不仅要像丈夫那样投身科研，还得比所有人都早起，准备一家人的饭菜，伺候完孩子洗漱，亲自把娃送到学校，然后再一路狂奔去实验室，哪怕是在那个发现了钋和镭、甚至因证明镭的独立存在而触摸到诺贝尔奖门槛的辉煌时期，她依然是一个需要每天面对琐碎家务的主妇。 相比之下，皮埃尔作为物理学家世家的后代，虽然也刻苦，但他那个喜欢动手实践的大脑，似乎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妻子在生活上的全方位后勤保障，这种微妙的平衡，在1906年皮埃尔遭遇车祸离世后彻底崩塌了。 丧偶并没有让玛丽变成一座孤岛，反而意外地推开了另一扇充满了争议的大门，44岁那年，还是在那个熟悉的实验室，清晨的阳光洒在她那发丝微泛金白的的头上，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 保罗·朗之万，这个比她小五岁的男人，既是她亡夫生前的得意门生，也是在她陷入丧夫悲痛时，主动帮忙料理后事、整理资料的贴心助手，两人的靠近几乎是一种宿命般的误会，朗之万家里的那位妻子，是个没读过书的杂货铺姑娘。 不懂什么是化学键，只晓得把饭菜做得热气腾腾盼郎归，可朗之万偏偏是个视科学如命的人，为了逃避妻子那一桌凉透的饭菜和踹门而入的咆哮，他甚至要在书房挂上“禁止入内”的牌子，他在家里找不到灵魂共鸣，便在实验室里向师母玛丽倾诉苦闷。 起初，居里夫人还在劝他“夫妻要磨合”“别冲动”到后来看着他精神萎靡，才松口劝了一句“实在不行就离吧”就在这长达五年的“互诉衷肠”里，师生情变质成了地下恋，朗之万口口声声说分居、承诺离婚、要给玛丽一个家，可现实却是。 当那位被冷落的“杂货铺妻子”发现了端倪并将那些私密情书捅给媒体后，朗之万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跳出来对着公众撒谎：“我压根不认识这个女人”那一刻，巴黎街头的舆论比炸弹还可怕。 前一秒大家还在赞颂这位女科学家发现了镭，后一秒她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家庭破坏者”在那段时间里，谩骂声盖过了她的学术成就，逼得她不得不躲进一家修女学院寻求庇护，相比于她在科学上对于理论体系构建的严谨，她在感情上的这次“冒险”显得既天真又惨烈。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理解和慰藉，实际上却跳进了一个由懦弱男人和世俗偏见编织的陷阱，然而真正让世人闭嘴并重新审视这个女人的，不是她的辩解，而是随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德国人的轰炸机飞临巴黎上空，那个被荡妇羞辱逼得几乎隐身的居里夫人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战士，她没空理会那些关于私德的流言，而是转身去银行试图捐掉自己的诺贝尔金牌，被银行拒绝熔掉奖牌后，她干脆把自己所有的奖金都买成了战争债券。她关掉了心爱的实验室，在这个甚至没有防护意识的年代。 带着年仅17岁的女儿伊蕾娜冲向了前线，为了救人，她现学了X射线技术、人体解剖，甚至还学会了开车和修车，在一辆简陋的雷诺汽车上，她组装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移动X光机，就这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战场上，利用那足以致命的射线去寻找伤员体内的弹片。 她不仅自己干，还培训了150名女性掌握这门技术，甚至为了给战场提供医疗消毒，她冒险跑回实验室取出了那一克珍贵的镭，制备放射性气体，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在战火中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正成色。 那些曾经攻击她私生活的人，大概永远无法理解，一个视荣誉如玩物、将科学成果无偿捐给工业界、甚至愿意为了陌生士兵冒着白血病风险暴露在射线下的灵魂，究竟拥有怎样一种独立且强悍的精神内核。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居里夫人科学成就与人生经历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