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报道：黎智英被定罪后，其儿子黎崇恩在伦敦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希望各国在权衡与中国加强关系时，再提释放父亲”。当记者提及英国首相斯塔默明年可能访问中国时，黎崇恩说，他要传达的信息是，把我的父亲带回来。 这段时间，围绕黎智英案的海外动作明显密集了起来，黎智英的子女黎崇恩和黎采姐几乎成了固定“行程人物”，一会儿出现在华盛顿的国会山附近，一会儿又现身伦敦的议会办公室或智库活动现场。 他们和议员合影、接受媒体采访、参加闭门交流，试图把案件持续推到国际舆论的前台。 从动机上看，很容易理解——父亲身陷囹圄，家属不可能无动于衷，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对案件有帮助，还是更多出于情绪驱动、对现实判断不足的选择。 他们似乎默认了一个逻辑：只要在西方社会把声音放大，把案件不断贴上“政治案件”“言论自由受压”的标签，就能通过舆论和政治压力改变香港的司法走向。 但现实情况是，司法体系一旦启动，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案件，外部喊话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相当大的期望投射到了特朗普身上，多次公开表达希望特朗普关注黎智英的处境，甚至期待他出面“发声”。 但只要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生态，就会发现，这种期待本身就存在明显误判。 在美国，“国家安全”并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消解的概念，无论党派如何更替，一旦被贴上相关标签，个人处境往往会迅速从“可讨论”变成“不可触碰”。 冷战时期的卢森堡夫妇案，至今仍是美国司法史上绕不开的例子——即便当年国际舆论争议巨大，最终仍然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定性下执行死刑。 放到今天，特朗普本人对所谓“内部威胁”“不忠诚者”的态度，只会更强硬，他正在集中精力清算政治对手，起诉媒体集团，把“忠诚”当作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通过强调黎智英与外部政治力量的联系来博取同情，逻辑上本就站不住脚。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黎家子女的这些行为，正在和案件中的核心指控形成一种危险的呼应。 黎智英被起诉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涉嫌勾结外部势力、寻求外国干预，按照常理，如果家属希望案件不要被进一步政治化，最稳妥的做法往往是尽量克制，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延续相关行为”的举动。 但实际发生的却是另一条路径，黎崇恩和黎采姐不仅频繁会见外国政客，还在面对媒体追问时，对是否在判决后，继续与美方官员沟通的问题保持模糊态度。 这种“既高调又回避”的状态，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关系并未中断，在司法语境中，行为本身往往比解释更重要。 持续的海外游说，很难被视为单纯的“家庭呼救”，反而更容易被纳入案件整体背景，被反复提及、反复解读，这并不会削弱指控，反而让案件的“外部关联性”显得更加具体。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海外奔走并没有起到缓和作用，反而像是在不断往已经紧绷的局势上加码。 北京和香港方面对此类操作，并没有表现出情绪化反应，中国驻英国使馆、驻港公署的回应始终保持一个基调：案件属于司法范畴，审理依据是证据和法律，而不是外部声音。 这种表态并不是针对某一次事件的临时回应，而是近年来处理类似问题时一贯的立场。 如果回看过去的案例，会发现规律非常清晰，无论是黄之锋、戴耀廷，还是其他试图通过国际舆论施压的当事人，最终都没有改变法律结果，相反，越是把案件拉进国际政治博弈，越容易被视为对司法独立的直接挑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反映出对国家运作逻辑的误判，黎家子女似乎认为，可以把父亲的案件与香港的国际形象、甚至中西关系挂钩，从而制造“成本”，迫使相关方面让步。 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一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个案，去动摇整体外交和战略关系。 对这一家人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哪个外国政客是否发声，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案件已经进入既定轨道，继续在国际舞台上高调施压，究竟是在为父亲争取空间，还是在不断加固那道已经合拢的门。 这类跨海喊话，最终往往只会停留在回声层面，法律程序不会因为声音大小而改变，国家安全的底线也不会被情绪撼动，时间越往后走，这一点只会变得越发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