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进入弥留之际时，一位记者竟然偷偷进入病房，拍下了这一张他临死前的照片，只见镜头中的他斜靠在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显然已经进入濒临死亡的状态。 1898年的夏天，福里德里斯鲁庄园，俾斯麦的私人府邸。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被德皇威廉二世“炒了鱿鱼”好几年了。他曾是德意志帝国的“总舵手”，是欧洲地缘政治的“魔术师”，可现在，他只是一个在家养草种花、不再问政的“村夫”。 那位偷偷闯入的记者，拍下的那一瞬间，镜头里不再是那个在议会里慷慨激昂、喊出“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讲和多数派来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决定的”的首相，而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者。 这种强烈的反差，真是让人唏嘘。它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这句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临终诗，但用来形容俾斯麦的晚年，也颇有意味。他们俩都是在各自的国度里，为“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操碎了心，最后都带着一身的疲惫和遗憾，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说到李鸿章，就不得不提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1896年，在俾斯麦被罢官闲居在家几年后，李鸿章访问欧洲，特地绕道来拜访他，地点就是那个福里德里斯鲁庄园。 你想，当时的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签了《马关条约》，在国内被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依然顶着压力去俄国签《中俄密约》，然后又跑到德国来“求教”。他给俾斯麦的信里写着：“仰慕毕王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这份仰慕，是发自内心的。 1896年6月25日，两位“宰相”在庄园里见面。俾斯麦穿着威廉一世皇帝赠予他的军礼服，佩戴着勋章，以最高礼遇迎接。李鸿章上来就是一顿“彩虹屁”，夸他“大名震耀海国”，自己能见到他是“天假奇缘”。 但恭维归恭维，李鸿章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他问了一个所有改革者都头疼的问题：“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 俾斯麦的回答，简直是“硬核”又现实： 李鸿章说：“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直接回答：“反朝廷是不行的。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又问，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怎么办？ 俾斯麦突然蹦出一句法语：跟我们这里一样。 李鸿章的困境，其实就是所有想“自上而下”改革的人的困境。俾斯麦给出的“药方”，简单、粗暴，却直指核心。 李鸿章问他如何把上面的旨意贯彻下去，让下面服从。俾斯麦直接说了：“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 他不是一个军事狂人，他是一个信奉强权政治的政治家。他非常清楚，政治的终极后盾，永远是武力。他强调的不是军队数量，而是质量和掌控力：“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 更关键的是，“问题不在于把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他们，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 你看，俾斯麦的“铁血”，不是一味地打仗，而是一种“对暴力的垄断和高效使用”。他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统一，但这之后，他立即转变为“和平宰相”，定下“饱和政策”，停止扩张，为德国赢得了20年的和平发展黄金期。他深知，统一后的新帝国地处欧洲中心，被列强环伺，需要“休养生息，集中精力发展”。他用“孤立法国、结盟奥匈、拉拢俄国、稳住英国”的复杂外交策略，构建了一个精妙的战略平衡。 这种平衡，就是建立在德国“铁与血”的实力基础之上的。这是他给李鸿章的“强国之道”，也是他一生政治哲学的核心。 告别时，两位老人依依难舍。俾斯麦最后语重心长地对谦虚的李鸿章说：“对于一个国家人物来说，谦虚是非常好的品德，但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而当李鸿章说希望来祝贺他90岁生日时，俾斯麦却引用了一句希腊的谚语，显得意味深长：“一切在流动，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 “一切在流动”，是历史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是地缘政治的现实，是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和交锋。俾斯麦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流动”中，用他的“铁血”和智慧，引导并主导了一次猛烈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德意志帝国。 然而，当他被更年轻、更具扩张野心的德皇威廉二世解职后，他毕生构建的那个精妙、脆弱的战略平衡，很快就被新的潮流冲垮了。俾斯麦用他的“个人智慧、人望和手腕”维系的平衡，在他离任后迅速瓦解，德国冲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这，或许就是他晚年，对着李鸿章说出那句希腊谚语时，内心最深的“无可奈何的惆怅”。 最终，那位记者拍下的照片，定格了俾斯麦的最后时刻。他用“威廉一世皇帝的忠实的德国仆人”为墓志铭，含蓄地表达了对继任者的不满。他用一生心血建立的帝国，在他离去后不久，就走向了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