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死也不赔钱！”2019年，一名执教19年的优秀教师，因拒绝向学生道歉赔偿，竟从长江大桥上纵身一跃，撒手人寰。 那天清晨，江面雾气很重。 周安员站在长江大桥的人行道上，风从江面扑上来，带着初冬的凉意。他把围巾又紧了紧，却仍觉得冷。这不是身体的冷，而是一种从心里漫出来的寒。 他今年四十五岁，执教十九年。 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一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定格。 周安员出生在鄂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在厂里上班，母亲是小学教师。小时候，他最熟悉的画面，就是夜里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伏在桌前批改作业的背影。 “做老师，要对得起良心。”这是母亲常说的话。 也正因为这句话，周安员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企业的机会，回到县里中学任教。他教语文，板书工整，说话不疾不徐，学生都叫他“周老师”。 十九年里，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调皮的、有聪明的、有叛逆的，也有后来专程回来看他的。 他拿过“优秀教师”，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锦旗。校长常说：“周安员，是咱们学校的门面。” 周安员自己却并不觉得。他只是觉得，站在讲台上，把书教好，把人教正，是本分。 直到那件事发生。 事情起因很小。 那天是晚自习，班里有两个学生在后排打闹，其中一个不小心被推倒，额头磕在桌角，流了血。周安员第一时间带学生去了医务室，又联系了家长。 检查结果并不严重，只是皮外伤，缝了两针。 可第二天，学生家长来了。 家长情绪激动，一进办公室就拍桌子：“孩子是在你班上出的事，你这个老师就得负责！” 周安员一再解释，当时他在讲台上讲课，事情发生得突然，且已第一时间处理。但对方并不接受。 “我们不管过程，只看结果。”家长说，“孩子受伤了，你得道歉，还得赔钱。” 学校出面协调，建议周安员“态度软一点”，毕竟“家长现在不好惹”。医药费本就可以由保险解决，但家长坚持要“精神损失赔偿”。 金额不算天文数字，却像一根刺，扎在周安员心里。 他不是赔不起。他是不认。 “我可以关心孩子，可以去看望，可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周安员对校领导说，“但让我承认我做错了、让我赔钱，那不对。” 校领导叹气：“周老师，别太较真。现在讲究息事宁人。” 息事宁人。这四个字，让周安员整夜未眠。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笔钱的问题，而是一个老师是否还站得住的问题。如果所有正常教学中的意外，都要用道歉和赔偿来解决，那教师的边界在哪里？ 接下来的日子，压力像一张网。 家长不断投诉，网络上出现了断章取义的说法；有人说他“态度傲慢”，有人说他“漠视学生安全”。学校让他暂停授课，等待进一步处理。 周安员回到空荡荡的家，看着书桌上堆着的教案，忽然觉得自己被一点点剥离。 妻子劝他：“要不就算了，赔点钱，道个歉，日子还得过。” 他沉默很久，说：“如果我错了，我认。如果没错，我不能低头。” 那一刻，他想到母亲的话——要对得起良心。 事情没有朝他期待的方向发展。 调解会上，家长态度强硬，坚持公开道歉和经济赔偿；学校则希望尽快平息风波。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周安员身上。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那个“最不重要的人”。 没有人在乎他是否委屈，也没有人真正听他说话。只要事情结束，代价由谁承担，并不重要。 那天回家路上，他给一个老同事打了电话。 “老周，你想开点。”对方说，“这年头，讲理不一定有用。” 周安员挂了电话，在桥头站了很久。 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是愤怒，也不是绝望，而是一种被彻底耗尽的空。 周安员纵身一跃,跳入了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