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老将一一固辉上将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战时任第42军124师师长 一九九四年的授衔名单上，固辉两个字排在一长串名字里。 许多人只记住“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几个字。往回倒，能一直倒回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境，倒回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的阵地前沿，倒回山风夹着火药味的那些夜里。 那时候的固辉，还不是军区主官，就是个师长。 边境那片山林，说好听是天险，说难听是烂摊子。越军占着熟地形，挖工事、屯火力，用“以逸待劳”这点算盘，想把解放军一点点磨软。 正面阵地像一面墙，谁要是一根筋往上撞，吃亏的准不是越军。 老兵回忆那几天，都说师长眼睛很尖，站在高地上眯着眼看半天，不急着吩咐猛冲。 越军的阵地摆得再好，也有缝隙，他就是在那儿找“开口”。 盯上的不是最热闹的火力点，而是越军最不愿被碰的后路和指挥节点。 心里有数以后，精锐部队开始往侧翼和后方摸。 那一仗不适合硬顶，固辉干脆带着部队绕，把“迂回包抄”用活。 正面阵地少撞，多试探；小股部队往敌后钻，借着夜色、雨林和山坳，慢慢往越军后脊梁上贴。 有人说那几天像“跟敌人捉迷藏”，越军却笑不出来。电话线忽断忽通，命令传不顺，哨所报上的情况前后对不上，指挥系统开始犯糊涂。 阵地还在，脑子先乱了，这就是要的效果。 解放军战士借着地形反抢主动，哪条沟能藏人，哪块坡容易形成交叉火力，心里都盘得明白。 打起仗来不再死杠，而是看准机会一阵猛撕。几日激战下来，前沿防线被撕开口子，越军从“以逸待劳”跌成“顾此失彼”，原本想耗人的部队反倒被一茬一茬啃掉。 失地一点点夺回来，大量越军被歼灭，武器弹药堆成小山，都是缴获来的。 边境局势稳住以后，文件里可以写“对国家安全和稳定作出巨大贡献”这类字眼，干巴巴几行字，背后顶着的就是一九七九年那几天的血汗和算计。 固辉会打仗，更贴切的是，他敢在乱局里冷静掂量，不跟着情绪起哄。 战后的日子里，故事慢慢换了轨道。一九九零年，固辉的头衔换成“南京军区司令员”。 从前线师长走到军区主官，肩上的担子换了样子。 枪声远了，压力没散，仗还没打，现代战争的影子已经罩上来。靠过去那点老办法“吃老本”，早晚要吃亏，他心里清楚。 那以后南京军区的节奏有了变化。固辉把视野拉得很开，既盯着部队底子，又盯着外头怎么练兵、怎么备战。和国外部队的交流多了，不是为了摆样子，而是琢磨人家在理念、技术上的长处。先进武器设备一件件进场，从纸面上的“引进”，变成训练场里的实打实。 旧装备逐步退下阵，官兵手里的家伙越看越“洋气”。 装备换代归换代，离了训练也白搭。 这一点他门儿清，在军区里提起训练两个字，语气常常不算客气。 官兵的日常安排被拧紧，体能、战术、协同，一项项摊在地上看，不许糊弄。许多人说，那几年南京军区的训练“见不得偷懒”，战术演练里环境越来越复杂，模拟的也是将来可能遇到的麻烦局面。 实战化三个字，落到具体，就是把人往难处推。 高温低温、山地平原、通信干扰、陌生地域，全往计划里塞。战士开头叫苦，时间久了也懂，这是在为以后少流血、多活人铺路。新武器在这种节奏下被摸透，什么时候该怎么用，心里有杆秤。 南京军区的整体战斗力，就是在这种一点点挤出来的训练里往上爬。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九零，再到一九九四，时间在简历上是一串数字，对固辉来说，却像三块刻度不同的石头。师长、司令员、上将，头衔一层层往上走，战场、军区、授衔现场，场景一茬接一茬换。 一九九四年那张授衔名单上，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算是对多年用兵和管军的一个盖章。 材料里写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领导者”，说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奉献，评价听着有点板正，放在这些经历上，又确实不算抬举。 后来人再提起他，多半会加上一句“已经离世”。 对许多军人后辈来说，固辉身上有两样东西最扎眼：打起仗来敢动脑筋，和平时期肯下狠手。前一种，让一九七九年的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在山林里扛住了硬仗；后一种，让一九九零年之后的南京军区在新一轮变局里不至于掉队。 很多老将的名字，如果没人愿意多看一眼、多记一下，很容易被淹没在时间缝隙里。 固辉这一生，从师长到司令员，从一九七九年的前沿阵地走到一九九四年的授衔现场，留下的既是战功，也是一个很朴素的标准：打仗要真，会管部队也要真，不图虚名，不混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