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的云南麻栗坡，风里还带着山茶花的冷香。 任承水蹲在D区23排7号墓碑前，手指抚过“任泉伟”三个字，指腹磨得生疼，这三个字，他在梦里写了34年。 1984年春天，郓城火车站的汽笛扯得老长。 任泉伟背着绿帆布包往车厢挤，回头看见母亲举着面小红旗，风把旗角吹进她眼里，泪珠子砸在旗面上，晕开一小片湿。 “妈，等我立了功就回家娶媳妇！”他喊得声儿大，震得车窗都嗡嗡响。 那时谁也没想到，这面红旗会成母亲最后的念想。 那年七月，穿军装的人走进家门时，任承水正给玉米地除草。 “泉伟同志在老山前线……”后面的话他没听清，只看见妻子突然直挺挺倒下去，手里的锄头“哐当”砸在脚边。 后来医生说，是脑溢血，瘫了。 1988年冬天，妻子弥留时还攥着那面褪色的红旗，嘴里含糊着“泉伟……回家……” 母亲瘫在床上的四年，任承水学会了在垃圾堆里找活路。 天不亮就揣着麻袋出门，塑料瓶、旧报纸、废铁皮，啥能换钱捡啥。 冬天蹲在桥洞底下，裹着捡来的旧棉絮，怀里揣着个硬邦邦的馒头，想着泉伟要是还在，该给妈买件新棉袄了。 1995年第一次攒够路费，母亲却突然咳血，钱全填进了医院；2008年汶川地震，他把刚攒的两千块塞给村干部，“就当泉伟给灾区兄弟捐的”。 2025年3月15日，他揣着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钱，第一次坐火车去云南。 72小时硬座，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他从布袋里摸出辣椒贴膏，撕开贴在膝盖上，辣得直抽气。 邻座小姑娘问他去哪儿，他说“看我儿”，声音轻得像怕惊着谁。 车过贵州时，他望着窗外的山，想起泉伟信里写的“这里的山比咱家的高，就是蚊子太凶”，眼眶忽然就热了。 管理员递来泉伟的遗物时，任承水手抖得接不住，一支生锈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伟”字。 他从布袋里掏出油纸包，里面是块山东煎饼，边缘有点霉了，“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爹给你带来了。” 又拧开茅台酒，酒液顺着墓碑流进土里，“尝尝，当年你说想喝的。” 蹲了半晌，他从布袋摸出红漆和小刷子，一点点把“任泉伟”三个字描得鲜红，像当年妻子举着的那面红旗。 有人说他傻，政府有抚恤金，为啥非要拾荒三十年？那天在陵园，看着他用红漆描完最后一笔，手指在碑石上轻轻敲了敲，像小时候喊泉伟回家吃饭那样，我忽然懂了，这不是钱的事。 对他来说，一步步走到儿子身边，每一步都是当爹的本分，是他能给泉伟最后的体面。 回程的火车上，任承水把那包墓前土贴身揣着，就像当年揣着泉伟的入伍通知书。 油纸包里剩下的半块煎饼，他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34年，从火车站的红旗到墓碑前的红漆，有些牵挂，从来不需要说“伟大”，却比山茶花还能经得住岁月的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