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悉尼的枪杀惨剧是妥妥的恐怖袭击，理应被我们谴责。 12月14号那天，悉尼邦迪海滩的枪声把整个下午的阳光都搅碎了。12条生命戛然而止，29人倒在血泊里，其中还有两名冲在前面的警员，警方当场就把这事儿定性成了恐怖袭击。 咱们先把话说透，悉尼的遇难者和奥斯维辛的冤魂都值得铭记，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永远是人类文明的污点。但问题是，当一种苦难以更频繁、更赤裸的方式天天在你眼前上演，当那些本该被珍视的生命像数字一样不断叠加，你真的很难保持最初的共情力度。 就像你天天看到有人在路边乞讨，刚开始会掏钱，可如果每天都看到无数个同样的人在受苦，而这苦难还看不到头，那种无力感会慢慢盖过同情心。 我第一次对巴以冲突有强烈感触，是2023年10月冲突刚升级的时候。那时候加沙的死亡人数刚过千，新闻里有个6岁的巴勒斯坦小女孩，在空袭后的废墟里被埋了7个小时，救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可她的妈妈和姐妹都没了。 那时候我还会跟着揪心，会转发求助信息，会骂这场战争没人性。可谁能想到，这事儿一拖就拖到了2025年，现在的死亡数字早就不是“千”这个单位了——截至今年10月，加沙已经有67160人死于以军的军事行动，平均每天就有92人遇害，受伤的更是快到17万了。 这些数字可能太抽象，咱们掰开来看看。联合国人权机构核实过，这些死者里70%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每三个遇难的巴勒斯坦人里，就有两个是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战争总有伤亡，可加沙的情况根本不是“伤亡”，是系统性的毁灭。我看过央广网记者拍的加沙南部难民营，数十万从北部逃过来的人挤在一块，连搭帐篷的空地都得抢。 有个叫优素福的巴勒斯坦人，带着一家近50口人逃到努赛赖特难民营，这么多人挤在一顶帐篷里，行李只能堆在外面，帐篷外全是垃圾和污水，苍蝇嗡嗡地叫，公共卫生系统早就瘫痪了。 另一个叫吉哈德的难民说，他每天要排队好几个小时取水，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着手回去，“在这里活着比在北部等死还难，至少北部还有水和食物”。 最让人无力的是，这种苦难不是没办法缓解，而是有人在刻意阻止救援。今年1月底，以色列直接通过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开展活动，这个给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几十年援助的机构，就这样被断了生路。 没有了援助，加沙的人连最基本的水和食物都成了奢望。有个联合国官员说，现在加沙的孩子要么死于轰炸，要么死于饥荒，要么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这根本就是“慢刀子杀人”。 这场屠杀还得到了明确的支持。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给以色列提供了超过2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要是没有美国的武器和政治背书，以军根本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每次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停火，美国不是投反对票就是弃权，嘴上说着“要保护平民”，手里却不断给以色列递刀。这种双重标准，让国际社会的谴责都成了空话。 我不是说悉尼的恐怖袭击不该被谴责，更不是说奥斯维辛的历史该被遗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记得奥斯维辛的惨状，才更该对加沙的悲剧感到愤怒。 那些指责别人“没有同情心”的人，不妨先看看加沙的孩子在吃什么——他们只能靠联合国偶尔送的过期饼干充饥；看看加沙的母亲在做什么——她们要把孩子藏在垃圾桶里躲避空袭；看看加沙的老人在做什么——他们宁愿死在自己家里，也不想在难民营里毫无尊严地苟活。 昨天又看到悉尼枪击案的后续，遇难者的葬礼办得很隆重，澳大利亚全国都在哀悼，凶手也很快被绳之以法。可加沙的那些死者呢？ 他们很多人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只能被草草埋在集体坟墓里，连名字都没留下。这种对比太刺眼了——同样是生命，有的能得到全世界的哀悼，有的却只能成为冰冷的数字。 说到底，我们不是没有同情心，是希望我们的同情心能有意义。如果我们为悉尼的遇难者祈福，却对加沙的悲剧视而不见，那这种同情心就太廉价了。 奥斯维辛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的迫害，都是对全人类的威胁。现在加沙正在上演的，不是“冲突”，是“种族清洗”，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沉默，明天可能就会有新的奥斯维辛出现。 我们的同情心没了没关系，只要加沙的炮火能停，只要那些孩子能重新回到教室，只要正义能早点到来，哪怕我们都变成“麻木的旁观者”，也比看着苦难继续要好。毕竟，比起共情的能力，阻止苦难的发生，才是更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