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他娘的绝了。 人家军舰开到家门口，炮口都快怼到脸上了，第一反应居然是：快，翻箱倒柜，看看还有多少钱能赔给人家！ 说白了，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就是把“窝囊”二字刻进了骨子里，所谓的和平根本不是谈来的，全是用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苟安。 这哪儿是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分明就是没骨头、没血性，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当挡箭牌，把国家尊严当破烂儿，换回来的根本不是和平，就是一时半会儿的苟延残喘，是洋人暂时不想打了的缓兵之计。 1840年夏天，英国军舰第一次出现在天津海口时，道光皇帝的朝堂上就上演了荒诞一幕：英军炮口还没真正开火，大臣们已经开始扎堆计算国库存款，讨论“赔多少才能把这群洋人打发走”。 这种骨子里的怂，不是临时起意的慌乱，而是贯穿晚清半个多世纪的基本操作，从皇帝到大臣，把“花钱消灾”四个字玩成了治国纲领，却从来没想过，洋人的胃口是越喂越大的。 最早把这种窝囊玩出花样的是直隶总督琦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断了英国人的财路，英军就用军舰开路讨说法，一路打到定海。道光帝慌了神，把林则徐当替罪羊革职，派琦善去跟英国人谈判。 这位钦差大臣到了广州，连清军的防御工事都没看一眼，先给英国人递上了橄榄枝。英军打了场小胜仗占领沙角、大角炮台，琦善立马吓破了胆，背着朝廷就跟英国代表义律私定协议，不仅答应赔600万银元的烟价，还把香港岛拱手让人，美其名曰“寄居地”。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气得把琦善革职抄家，可转头还是签了《南京条约》，正式赔了2100万银元，相当于当时清廷半年的财政收入。这笔钱摊到老百姓头上，就是每家每户要多交好几两银子，要知道那时候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三两多，等于把全家大半年的口粮钱拱手送给洋人。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晚清的官员们发现，赔钱似乎比打仗简单多了。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被日本舰队揍得全军覆没，这下清廷更没了底气。本来北洋水师的家底不算薄，朝廷前前后后投了一亿两白银，比日本海军多花了六成多，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更是亚洲顶尖，挨了日军五小时炮击都没沉。 可问题是，军舰上的炮弹都躺在仓库里睡觉，舰队出海打仗时带的炮弹都不够用，反观慈禧太后，为了办六十大寿，拿着海军衙门的经费修颐和园，连“海防捐”这种给海军筹款的银子都敢挪来用，美其名曰“海军巨款”，实则存进外国银行吃利息贴补庆典。 等到日军兵临城下，光绪帝的朝堂上没人敢提抵抗，李鸿章带着棺材去日本谈判，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反而赶紧借着这个伤口讨价还价，最后签了《马关条约》，一下赔了2亿两白银，还要割让台湾和澎湖。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拿着这笔赔款大力发展军工，反过来更有底气欺负中国，而清廷则把这笔账全算在老百姓头上，江苏、四川这些富裕省份每年要摊派上百万两，贵州这样的穷省都要被逼着拿出20万两，无数人家卖儿卖女才能交上税。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廷的窝囊更是被演绎到了极致。慈禧太后先是脑子一热支持义和团“灭洋”，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她带着光绪帝一路西逃，临走前留下话让李鸿章“便宜行事”。 南方的封疆大吏们更绝，张之洞、刘坤一这些总督根本不认朝廷的宣战圣旨，私下跟洋人签了《东南互保章程》，说只要洋人不打南方，他们就保证洋人在华利益，把朝廷卖得干干净净。等到谈判时，洋人开口就要4.5亿两白银，理由是当时中国有4.5亿人，每人都要罚一两，羞辱意味拉满。 清廷连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一口答应下来，分39年还清，算上利息足足9.82亿两，相当于清廷12年的财政收入。为了凑这笔钱，朝廷把关税、盐税全抵押给洋人，还让各省增加苛捐杂税，米捐、房捐、烟捐五花八门，老百姓本来就被连年战乱折腾得民不聊生，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河南、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可清廷眼里只有怎么按时给洋人交钱。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从来不是和平，而是洋人的得寸进尺和朝廷的苟延残喘。第一次鸦片战争赔了2100万，换来了五口通商；甲午战争赔了2亿，换来了日本在华设厂的特权；八国联军赔了9.8亿，换来了北京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国”，洋人可以在里面驻军，清廷的军队都不能靠近。 晚清官员们的荒唐之处在于，还把这种窝囊当成所谓的“智慧”，李鸿章就曾说“以夷制夷”，说白了就是花钱让洋人互相牵制，可他忘了，没有实力支撑的“制衡”，不过是给洋人送钱的借口。 从琦善私签协议到李鸿章的一次次妥协，从道光帝的反复无常到慈禧的逃之夭夭，整个统治阶层就没一个敢站出来硬刚的，他们宁愿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当挡箭牌，把国家主权当筹码，也不愿花心思整军经武、改革图强。 那些赔款数字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是士兵们空有报国心却无装备的无奈，这样靠银子堆起来的苟安，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等到百姓被榨干，朝廷也就彻底垮台了，这哪里是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分明就是一群没骨头的人在守着一个空架子，等着被人慢慢瓜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