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枪，干掉门口三个哨兵。 一脚踹开门，冲进去。 这就是赵伊兰，为杨靖宇将军报仇的那个夜晚。这事儿不是一时冲动。 当杨靖宇牺牲的消息传到她手里，她一夜没合眼。组织给了她三个选择，她选了最难、也是最不可能活着回来的那条路：锄奸。 没人知道赵伊兰为这一晚熬了多少个通宵。白天她裹着打补丁的蓝布衫，装成走街串巷的货郎，在日军据点附近转了又转，篮子里的针头线脑没卖出去几样，倒把哨兵换岗的时间、巡逻队的路线摸得一清二楚。 有次差点被岗哨盘问，她捏着篮子里的绣花线笑，说要给里头当官的太太送新花色，几句话把人糊弄过去，转身时后背的汗却把里衣浸得发潮——不是怕，是怕这一趟要是露了馅，之前的功夫就全废了，杨将军的仇又得拖下去。 杨靖宇将军胃里只有树皮、棉絮和草根的消息，是她从加密电报里译出来的。 译完那行字，她坐在煤油灯底下半天没动，手里的译电笔攥得太紧，笔杆上的木纹都嵌进了掌心。那时候她就明白，自己不可能选另外两条路——一条是去后方负责物资转运，一条是潜伏进敌营做情报员，都安全，都有用，可都解不了她心里的那股劲。 那股劲是看着杨将军带着队伍在白山黑水间拼杀的敬佩，是听见将军牺牲时心口像被攥住的疼，更是想到那些出卖将军行踪的叛徒还在苟活的恨。她觉得，只有把这些害了英雄的人亲手清算，才算对得起将军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饿着肚子跟敌人周旋的那些日子。 组织上劝过她，说锄奸任务九死一生，据点里不仅有日军，还有叛徒带来的精锐护卫，就算得手，也难突围。 她只是摇头，说“难就对了，不难的话，怎么配得上给将军报仇”。出发前一晚，她把自己的党员证仔细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又把藏在鞋底的手枪拆了重装，每个零件都擦得发亮。 她没跟战友们告别，怕见了面忍不住掉眼泪——不是怕自己死，是怕战友们替自己担心，更怕自己一犹豫，就没了闯死路的决心。 行动那天晚上，天特别黑，连星星都躲在云里。她按着之前记好的路线摸过去，脚踩在雪地里没发出一点声响。三个哨兵分别守在大门两侧和墙角，她早就算准了他们的视线盲区，先绕到墙角那个哨兵身后，手起刀落捂住对方的嘴，另一只手的枪抵着胸口，没让对方发出一点动静。 剩下两个哨兵还在闲聊，她趁着两人转头的间隙，快速移动到隐蔽处，第一枪打在左边哨兵的肩上，让他来不及喊出声，第二枪直接命中要害，右边的哨兵刚要掏枪，第三枪已经到了——三枪下来，前后不过十几秒，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她知道，多耽误一秒，里头的叛徒就可能察觉，报仇的机会就少一分。 踹开门的瞬间，据点里的灯突然亮了。叛徒正坐在桌边喝酒，看见闯进来的赵伊兰，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就想摸藏在桌下的枪。 赵伊兰没给他机会，快步上前一脚踩住他的手，枪稳稳地指着他的头。叛徒开始求饶，说自己是被逼的，求她饶命。她没说话，只是把杨将军牺牲的消息一字一句说出来，说将军胃里的树皮有多硬，说战士们找到将军遗体时有多痛心。 叛徒的脸越听越白，最后瘫在椅子上。她扣动扳机的时候，手没抖一下，就像之前练习过无数次那样——她早就想好了，这一枪，是替杨将军开的，是替那些跟着将军战死的战士开的，也是替这片被侵略者践踏的土地开的。 没人知道赵伊兰最后有没有顺利突围。 有人说她后来跟着大部队去了更北边的根据地，继续跟日军作战；也有人说她在撤退时被追兵打伤，没能走出去，最后葬在了长白山的树林里。但不管结局怎样，没人会忘记这个敢挑最难的路走、敢为英雄报仇的女子。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是只有身披铠甲的男儿才是英雄，像赵伊兰这样的女性，把对家国的忠诚、对英雄的敬意，都融进了每一次勇敢的选择里，融进了每一次直面生死的行动里。 她们没有留下太多轰轰烈烈的事迹，却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书页上写下了滚烫的一笔，让后来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为了告慰牺牲的英雄，甘愿把自己的生死抛在脑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