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何香凝在逃离香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来吧！” 这股胆气，是走了很长一条路才磨出来的。 一八七八年夏天，香港地产商何炳恒家，多了第九个孩子，是个女儿，名叫香凝，人称九小姐。 家里有钱，按规矩把她送进女书馆，念两年女工礼节，准备将来嫁个体面人家。两年一到，父亲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把书路掐断。 她不认这个理。 课堂关了，她改守在哥哥书房门外，隔着门板听先生讲经史，记在心里，夜里点灯自学。 几年下来，她见过的书、本事和心胸，都跟一般闺秀不太一样。 更早一点，五六岁时，家里要给她裹脚。裹脚布一圈圈勒上去，小脚疼得打颤，大人嘴里还夸“小脚才有福”。 她从大人闲聊里听说，有一批不裹脚的女兵能扛枪上阵，心里就有了别的想法。 白天刚缠好的布，晚上躲进被窝，用剪刀咔嚓剪断。母亲没收剪刀，她就用零花钱再买。家里重缠，她重剪，折腾了十来回，长辈拗不过，只能由她留着一双“天足”。 到了说亲年纪，这双脚立刻成了麻烦。 相看时，不少豪门公子一听她没裹脚，马上退步，父母着急，她却不动声色，对那些只认三寸金莲的人，心里觉得寒碜。刚好这时候，从旧金山回来的廖仲恺对外放话，非“知书达理的天足少女”不娶，这一句传开，她和他算是隔空对上了。 她十九岁，他二十岁，成了亲。婚后，两人常在灯下读书谈时局。 某个明月当头的晚上，两人搬椅子坐在院里，她看着月亮，写下“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心里认定，眼前这人不仅是丈夫，也是将来的同路人。 清廷渐渐走到头，民间流传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对夫妻不愿只在家里叹气，商量去日本找路。 那时廖家早就家道中落，学费无着，她把首饰和嫁妆卖了，凑出路费，一起东渡。 一九〇三年初秋，东京一场留学生聚会，孙中山演讲，讲革命、讲民主、讲推翻旧朝，句句带火。两人站在人群里，听完就决定跟着干。 后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联络点设在他们公寓，名册翻开，第一个女会员写的就是“何香凝”。 为安全起见，她辞退日本女佣，收信、发信、藏文件、带孩子，全都亲力亲为。 孙中山劝她学画，她就进东京本乡女子学校，画山水花卉，每周再去田中赖章门下学狮虎。她画的狮虎昂首露齿，一点闺阁味儿都没有，熟人都知道，那是把心里的祖国画在纸上。女儿出生，她给起名“梦醒”，意思很直接。 辛亥革命爆发，她和丈夫回国，局势仍乱。 一九一二年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掌管经济命脉的廖仲恺被关在一间废仓库，两天没有音讯。 她四处打听，找到那间破屋，看见丈夫被三道铁链锁在床板上。 外头人心惶惶，她一个人顶着盛夏暴雨闯进陈炯明的军事会议，湿衣贴身，站在一屋子军官面前，把“不仁不义”四个字说得清清楚楚。陈炯明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这一回替丈夫争来三年。 三年过后，账照算。 因为坚持孙中山的主张，廖仲恺得罪不少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他在行政楼外台阶上被枪杀，几分钟前，夫妻俩才刚一起下车准备上班。 那一年，两人已经并肩走过二十八年，后面的几十年，只剩她一个人往前撑。 他去世后，她在政坛又站了三年。一九二八年，她公开声明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看着一些旧同伴渐渐背离当初的民主理念，话里权势味越来越重，她认定“道不同不相为谋”，干脆退下。她带着画，到巴黎郊外住了两年，读书作画，人虽在欧洲，心一直系着中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法国，几行冷字，把她从画案前拉起来。 她立刻回国，把带去的画全捐了，又张罗全国书画家捐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为抗日将士筹经费。 她发动妇女成立抗战救援组织，筹物资、赶制棉衣、学习救护，成批妇女随队进前线医院，为伤兵包扎。 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她带头募捐，筹款多达七百万元。 一九四一年，她被安排登船撤离。海上枪声骤然响起，船长吓得发抖，她只是报出自己的名字。 这一声“何香凝”，背后连着剪裹脚布、卖嫁妆东渡、雨中闯军营、从巴黎闻“九一八”就急忙回国、淞沪会战筹七百万元这一串事，人一听，就知道不好惹。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筹备，她受邀进京。 抵达那天，朱德和周恩来夫妇在北平火车站迎接她。十月一日下午三点，七十一岁的她一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同众人一起看着新中国在礼炮声中诞生。 从一八七八年的香港，到这一刻的北京，这双“天足”走了七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她没退回后院养老，继续担任各项职务，一面为妇女儿童事业、华侨问题操心，一面把美术事业扛在肩上，成了中国美术协会里唯一的女主席，也是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后来在深圳深南大道南侧建起何香凝美术馆，人走在深南大道上，抬头看一眼匾额，背后站着的，就是这个脾气倔的老太太。 一九七二年，九十四岁的何香凝在北京病重。 年轻时，她和廖仲恺约过“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此时把这句话重新提起，请周总理帮忙成全，希望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合葬中山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