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胡宗南指挥残部退守汉中。虽然接连战败，但胡宗南指挥的兵力还是不少，有李文、裴昌会、李振三个兵团，加上撤下来的西安绥靖公署的部队，有13个军，超过30万人。 那会儿的形势，只要眼睛不瞎都能看明白：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那时候，摆在解放军面前的有一个两难的选择。打，肯定能打下来，但西安是千年古都，城里全是宝贝，小雁塔、城墙、碑林，哪一样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命根子？真要是一炮轰过去，咱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中央和社会部的指令非常明确：效仿“和平解放北京”，力争和平解决，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 但这中间有个死结，就是胡宗南。 这家伙当时虽然被彭老总在陕北像溜猴一样溜得找不着北，但他手里的家伙事儿还是硬的。李文、裴昌会、李振三个兵团，加上绥靖公署的直属部队，整整13个军！ 要把这么一大坨敌人从城里弄出去，还得保全城市，这简直就是要在瓷器店里抓老鼠。 为此，咱们的中共西安工委和隐蔽战线的同志们，那是真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当时制定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叫“三面合围、网开一面”。啥意思呢？就是在东、北、西三个方向，像澄城、蒲城、咸阳这些地方，把口袋扎得紧紧的；唯独在南面，也就是含光门、小南门、大南门、和平门这一线，故意留个口子。 说到这儿，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插曲，能看出当时胡宗南的心态已经崩到了什么程度。 本来按照计划，胡宗南往南撤是最好的选择。当时有参谋给他建议，说咱们可以撤到太乙宫、翠华山那边建立指挥部，结果你猜胡宗南啥反应？他当场拍着桌子大骂：“那是终南山！你毫无军事头脑！” 为啥？因为“胡宗南”这名字，跟“终南”谐音，他是怕自己“寿寝终南”，死在那儿。就因为这么个迷信的念头，战局部署都得让路，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在那个黎明前的黑夜里，情报战打得更是惊心动魄。咱们都知道“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那是传奇，但其实在熊向晖撤离后，咱们在胡宗南眼皮子底下还钉着钉子。其中有一位女机要员，她的故事简直比谍战剧还精彩。 当时胡宗南的指挥部设在西门城楼，戒备森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位女同志搞到了胡宗南要逃跑的核心情报，怎么送出来？她想了一招，借口要去买回民老字号“老童家腊羊肉”，说是要给别人介绍对象，买点好吃的去“献殷勤”。 她买了腊羊肉和烧饼，把情报写在纸条上，卷成细卷，塞在竹篮的缝隙里，托个伙计送进去。那字条上写着：“古月，明晚可能西飞，不去南。” “古月”就是胡，西飞就是去西关机场。 结果呢？那是真叫一个急死人。那个送货的伙计拿了赏钱太高兴，走路甩着竹篮子，愣是把夹在缝里的情报给甩丢了！咱们接头的同志等到半夜也没见着信儿。 没办法，第二天还得接着送。这次女机要员把字条改成了：“古月，今日可能西飞，不去南。” 这回接头同志学聪明了，直接在西门城楼附近的贡院门等着，看见伙计就把篮子截下来，这才拿到了这份千金难买的情报。 可惜等这份情报几经辗转送到野战军手里的时候，胡宗南这只老狐狸已经跑了。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5月18日下午3时，胡宗南由西安西关机场乘飞机逃往汉中。 虽然没抓着胡宗南，但这次行动保住了西安。 这里必须要提一个人，国民党西安市长王友直。这人的经历复杂得很，早年是共产党，跟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室友，后来脱党了，再后来又成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掌握的统战对象。 在胡宗南逃跑前夜，那是真的凶险。胡宗南那是杀红了眼，下令要破坏工厂、学校，还要裹挟人员南逃。特务们把王友直盯得死死的。王友直也是条汉子，他一方面应付胡宗南，一方面偷偷留下了一千块银币、一箱特货、一部电台和一辆小汽车，嘱咐留给地下党。 他无奈被裹挟上飞机的时候，看着脚下的西安城，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我虽将浪迹天涯，但西安终究要从黑暗中迎来黎明。” 这人后来的经历更是曲折，为了给党干活，他顶着“流亡市长”的帽子，从汉中跑到兰州，又跑到香港，最后又折回四川策反部队。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师长吴楷、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能起义，都有他的功劳。 1949年5月20日拂晓，当解放军第六军强渡渭河的时候，咱们西安的民众自卫总队，在闵继骞和雷振山的带领下起义了。两千多号人，胳膊上缠着红布条，主动接管了城防。大军进城，兵不血刃。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标题里提到的那30万人。 第18兵团总司令李振、第5兵团总司令裴昌会、第76军军长薛敏泉…… 这些名字后面代表的兵力，堆在一起那是人山人海。胡宗南撤到汉中后，甚至还和宋希濂做过一个春秋大梦：率领这三十万人撤往缅甸，在异国他乡建立基地，以此东山再起。 这30万人到了汉中，就像是一群失去了灵魂的躯壳。纪律松散得像沙子，壮丁天天逃跑。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脚下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