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结果引起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951年的澳门街头，满是离乱之苦，没人会去留意一个角落里的乞丐，直到这位衣衫褴褛的妇人，竟然用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过路的记者攀谈起来，她身旁瘦弱的孩子正啃着发霉的面包，而她手里紧攥着的破木板上。 用木炭赫然写着惊心动魄的一行字：“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这一幕被《华侨日报》捕捉并刊登，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了海峡对岸某些人的脸上，当报纸被送到蒋介石案头，他拍案怒斥这是“党国的耻辱”随即派人将这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母子接往台湾。 但人们不禁要问，从显赫的将军夫人到带着八岁幼子在这座孤岛上吃树皮、睡破庙，这位名叫叶亚华的女人，究竟经历了怎样荒诞而沉痛的半生，故事的底色，其实早已在战火燃起前埋下。 当叶亚华还在四川大学念书时，她眼里那个“魁梧的军官”王铭章，实则是个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作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的科班生，王铭章在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中积攒了厚实的家底，生活优渥。 但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川军将领，背负着多少“原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既服从命令参与过对红军的“围剿”又因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和背叛革命而深感愤怒，当年那支川军队伍有着响亮却讽刺的恶名“双枪兵”，因为他们不少人手里是一杆川造土步枪。 嘴里还叼着一杆烟枪，就这样一支被二战区司令阎锡山骂作“叫花子”、甚至拒发物资的部队，在王铭章的带领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血性，因为被轻视，王铭章一怒之下命人强开了阎锡山的军需库。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支被人踩在脚底嫌弃的“叫花子部队”，后来竟成了抗日战场上最让人肃然起敬的铁血之师。1938年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成了日军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阻挡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蒋介石给王铭章下的命令是死守三天，为后方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时间，可没人告诉他们，援军迟迟不到，弹药和粮食更是少得可怜。 王铭章站在滕县城头，看着身边弟兄们破旧的军装和手里快要扛不动的土步枪，只说了一句“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城墙炸得千疮百孔，步兵一波波冲上来，川军弟兄们就拿着大刀、长矛跟敌人肉搏，烟枪早就扔了，剩下的只有保家卫国的狠劲。激战四天四夜，滕县终究没能守住，王铭章身中数弹，临死前还在指挥部队突围，最后壮烈殉国，年仅45岁。 消息传出去，举国悲痛，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还专门为他举行了国葬，叶亚华作为烈士遗孀，当时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尊重，抚恤金也按时发放，日子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安稳。可这份安稳，随着内战的爆发彻底碎了。蒋介石把重心全放在打内战上，早就忘了那些为抗日牺牲的先烈家属，叶亚华的抚恤金断了不说，家里之前积攒的家底，也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 为了养活年幼的儿子，叶亚华带着孩子四处逃难，从四川到重庆，再到广州，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后来广州沦陷，她走投无路，只能带着孩子偷渡到澳门，本以为澳门有不少华侨，或许能得到些帮助，可彼时的澳门也是人心惶惶，大家自顾不暇，没人愿意伸出援手。她当过洗衣工，捡过垃圾，最后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只能带着孩子在街头乞讨，啃发霉的面包，睡漏风的破庙，甚至被逼得去挖树皮充饥。 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这位曾经的大学生、将军夫人，怎么会拉下脸在牌子上写下自己的身份？蒋介石怒斥这是“党国的耻辱”，可真正的耻辱从来不是烈士遗孀乞讨，而是他所代表的政权，一边标榜着“尊崇先烈”，一边却对先烈的妻儿不管不顾，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叶亚华和儿子被接到台湾后，日子并没有好转多少。蒋介石只是为了挽回面子，给了她一笔微薄的补助，之后便再无下文。叶亚华靠着这点补助，省吃俭用把儿子养大，她常常跟儿子讲王铭章抗日的故事，告诉儿子不能忘了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英雄。后来儿子长大成人，投身公益事业，一直致力于宣传川军抗日的事迹，让更多人知道那些曾经被轻视的“双枪兵”，在抗日战场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叶亚华的一生，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的荒诞与残酷，也照出了某些政权的虚伪与冷漠。英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身后却连家人都保护不了，这样的悲剧，不该被遗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