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跌下神坛，重要的是数据背后原因，而不是数据本身 | 二湘空间教育圈最近在很集中的讨论衡中的事儿，原因是这样的一个数据让这所名校多少被“打回原形”：今年的数据可谓惨不忍睹，要知道这个表上讨论的可不是单纯的衡水中学，而是衡中系。正如同很多著名中学一样，衡中也建立了庞大的教育集团，而和很多著名中学不同，他们统计考入清北人数的时候，是把整个集团都算进去的。如果单算衡中，一届学生差不多2000人左右，但把庞大的集团校都算进去，则接近1万人。1万人里只竟然只有45个清北，多少有点丢人，要知道有些著名中学靠着四五百人的年级组也能取得这样的数据。尤其是在这张表上最顶峰的19年，河北省总共才有279人考进清北，也就是说只有4个人不是衡中的。和往日对比起来，判若云泥。至于原因也很简单。之前衡中是可以跨区招生的，但是这个政策最近几年在不断缩紧乃至取消。2021年的时候，根据公开政策，所有河北省高中的跨区招生计划不得超过总计划的30%，2022年改为20%（对应今年高考），2023年改为10%，2024年直接一刀切禁止跨区招生。虽然22年还没有彻底禁止跨区，但效果已经显现了。我们也有理由预计接下来两年还会再惨一些。这也可以说是衡中的“现原形”。这很直白的说明了，衡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不是因为他们严格的校规，不是因为他们地狱般的军事化管理，不是因为一天学习将近15个小时，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师资力量和原创题库。不，跟这些都没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可以用跨区招生把全河北有潜力的学生都纳入彀中，仅此而已。那些过去在他们这考上清北的，也无非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能考上清北，没法说是因为衡中“训导有功”。教育界其实都清楚，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其实恰恰都是因为能取得什么样的学生。我有很多个亲戚都是小学中学老师，甚至还有在当校长的，而她们虽说自己都是老师，也都承认自己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说在北京，唯一的一个竞赛强校就是人大附，只有这所学校能够在北京地区保证每年出至少一两个金牌，其余的学校在竞赛方面都无非是一些打酱油的角色。但其实人大附究竟为何能有这样的成绩大家都清楚：他们有早培。这些孩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人大附中选中，遴选的方式也很露骨，一上来就是智商测试，之后还有学习能力的考察等一系列东西。总之，早培就意味着人大附成功的收获了全北京几乎所有的天才少年儿童。早培生在人大也享受着无需小升初、无需中考的直升培养计划，因此相当于在学习计划上凭空省下两年的时间。本来人就聪明，时间上又争取了两年，再加之学校重金从大学聘请著名竞赛教练来教课，他们要教不出点金牌，那反而是有问题的。对于内行人而言，这其实不怎么值得骄傲。我当年也搞物理竞赛，教我们的那位教练是亚赛银牌、保送北大（对于竞赛生而言，说到这儿应该都能知道是谁了），不过他也在课上很坦诚的跟我们说过（当时这样的机构还可以开线下课）：其实竞赛金牌，找那么几个合适的人关进一个房间，给他们扔进几本书，再扔点吃的也就学出来了。对于真正能拿金牌的人，有没有教练、在什么学校其实都没关系，因为本来学科竞赛也好，考清北也好，其实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事，而且对于高考和竞赛，没有师傅领进门也无所谓，毕竟教科书谁都能看得懂，不像量子力学或者场论这样的东西必须要有人领。因此老师很难把学生的成就多么的归于自己。真正在教育界比较认可的一个指标，其实是加工能力，而并非在某方面取得的成绩。所谓加工能力，说的就是学生在你这里学习所产生的变化，比如对于一所高中而言，中考时招进来学生的排名分布，和高考时的排名分布就可以比较出一个变化值。比如说A学校高考时的平均排名比中考时的平均排名上升了20名，B学校却下降了5名，那这样哪怕B学校教出来了更多的清北的人数、高考平均分更高，我们也实际上可以说A学校比B学校更好。因为B学校取得成就无非是学生更好而已，A学校的老师却发挥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衡中数值的变化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在遇到数据的时候，不单要看数据本身，还要去追问数据背后的原因。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才意味着数据本身是否可以有借鉴价值，或者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数据反映出来的信息。我们当然就数据本身可以得到一个最直观的、几乎是直觉的原因的判断，比如认为衡中和人大附在清北人数和竞赛获奖人数上的优势是源于他们的水平高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因此那个最直观的直觉判断也有可能被颠覆掉。比如说人类历史上第1次选举预测，就以失败告终。当时组织者用打电话的方式随机询问美国民众是支持现任总统罗斯福还是挑战者杜威，得到的结论是杜威大比例优先，但结果却是罗斯福第四次当选。原因是，当时家用电话还不普及，用打电话的方式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调查的对象仅限于社会的中上层，因此从样本的选取上这次调查就有问题，也就是搞出了“幸存者偏差”。如果这是严格的理工科研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排除掉这些因素的干扰，找到真正能解释数据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控制变量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显然不存在。比如说21年之前，我们当然是无法排除掉衡中跨区招生对他们高考表现的影响的。当然，衡中成绩的变化也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如前文所说，事实证明，衡中能够高考清北人数的垄断之类的表现，都是因为学生足够优秀，而不是因为它的教育手法，那问题就是，他们的高压学习是否真的有必要？所带来的对于升学表现的正面影响，是否能抵得过诸如心理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也自然需要仔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