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媚日”史：从李光耀给日本人当间谍，到李显龙成精日分子 这种说法虽带有强烈情绪，但梳理新加坡与日本的关系脉络，会发现两国从二战时的血海深仇走向如今的紧密捆绑，确实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细节。李光耀的日治时期经历、李显龙政府的亲日举措，背后既有个人经历的烙印，更有国家利益的考量，只是这种选择始终绕不开历史正义的拷问。 1942年的新加坡，还笼罩在英军投降的阴霾中。19岁的李光耀刚从莱佛士学院休学，正面临日军的“华侨检证大屠杀”。作为广东梅州移民的第四代，他家境优渥，父亲曾在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任职，全家早已习惯英式生活方式，但日军的铁蹄不会因家境特殊而留情。按照日军规定，18至50岁的华人男性必须接受检证，不合格者直接押往海边处决，历史学家估算这场浩劫中至少2.5万华人遇难。李光耀在惹兰勿刹登记站未能通过检证，幸得相熟的黄包车伙计高长古相助，以取随身物品为由躲进车仔馆，才逃过一劫。 逃过死劫的李光耀没有选择反抗，反而主动贴近日本占领当局。他报名进入奎因街的日语学校，成为第一批学生，定期向东京方向鞠躬、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通过祖父的旧友、日本间谍下田雄一的关系，他进入下田公司担任书记，负责誊写机密文件、与其他日本公司联络，甚至通过无线电收集盟军情报。晚年他在回忆录中直言这段经历是为了谋生，却也毫不掩饰对日军统治的认可，称“日治时期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教人惊奇”，还坦言这段经历让他领悟到“权力是彻底改革的工具”，这些认知后来直接融入他治理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中。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迅速转向英军阵营，凭借英式教育背景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他做的重要决策之一就是放弃对日战争赔款，1966年与日本建交，次年便接受了日本授予的旭日大绶章——这枚勋章曾颁给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战犯。对李光耀而言，历史恩怨远不及现实利益重要，当时日本经济腾飞，而新加坡资源匮乏、地缘孤立，急需外资和技术支撑工业化。索尼、松下等日企随即涌入，为新加坡打下制造业基础，这种经济绑定让两国关系越走越近。 李光耀的亲日倾向，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外交基调。李显龙执政后，更是将这种关系推向新高度。2025年4月，他出席《日出之国与狮城：日本和新加坡的故事》新书发布会，高调纪念两国合作；同年8月，他接受日本天皇授予的旭日勋章，引发广泛争议。要知道，他的父辈曾亲历日军暴行，新加坡街头至今留存着纪念大屠杀的遗址，而他却对昔日侵略者的勋章欣然接受。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日本多次挑衅邻国时，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竟公开站队日本，劝他国“大度”，这种表态完全无视历史事实。 如今的新加坡与日本，早已形成深度利益捆绑。2002年签署的《日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为两国关系的里程碑，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达534亿新元。日资掌控着新加坡的部分制造业和零售业，大丸、八佰伴超市随处可见，丰田、三菱汽车穿梭街头；新加坡则为日本提供能源转运和金融服务，成为日企进军东南亚的跳板。民间往来同样密切，2024年两国互访人数近130万，文化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记忆，但这不能成为模糊历史正义的理由。 一个国家的外交选择必然基于现实利益，但不能以牺牲历史正义为代价。新加坡始终标榜自己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却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偏袒曾屠杀本国华人的日本，这种矛盾背后，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外交逻辑。李光耀的个人经历让他对日本权力体系产生认同，而新加坡的地缘困境让其不得不依附强国，日本恰好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只是，当旭日勋章的光芒盖过丹那美拉海边的冤魂，当经济利益压过历史伤痛，这样的“成功”终究带着道德瑕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新加坡与日本的合作本无可厚非，但合作应当建立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无视先辈的苦难，追捧曾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的荣誉，这种“媚日”倾向不仅伤害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让新加坡自身陷入道德争议。国家利益可以协商，但历史正义不能妥协，这是每个国家都应坚守的原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