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第一个执行死刑的明星，却在刑场上大喊不公平，1992年，靠“刘三姐”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的程春莲，在临刑前，却高喊：不公平。 那是个喇叭里还在播《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年代，文艺工作者的名字常和劳模并排写在宣传栏上。 程春莲的照片曾贴在黄石歌舞团门口最显眼的位置，黑底烫金的“优秀演员”证书摞在化妆镜旁，压腿时磨破的练功鞋边缘还沾着松香。 一次慰问演出后台，她听见石油公司科长闲聊时说“计划内的油票能换两车皮橘子”——这个比喻让她忽然坐直了身子。 她开始往科长办公室送自己绣的手帕，说“剧团发的茶叶放久了怕潮”，第三次去时，对方顺手递给她一张盖着红章的“内部供应单”。 当她用第三个假身份在深圳口岸交接“进口化工原料”时，海关人员翻开她的护照——职业栏填的还是“演员”。 并非每个握着铁饭碗的文艺工作者都会盯着体制的缝隙，团里的老琴师退休时仍用着1965年的二胡，琴码上的划痕比存折上的数字还密。 当时的石油价格像跷跷板，计划内每吨80元，市场上却能炒到380元；这种“双轨”之间的空隙，足够让一张指标单变成皮箱里的港币。 或许正是这种制度性的模糊地带，让她觉得“倒腾”和“演出”没什么不同——都是把手里的东西换成想要的。 1989年深秋，法院公告贴在菜市场墙头，卖白菜的大妈踮脚念完，把手里的秤砣攥得更紧了。 后来国家出台《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暂行规定》，那些印着“计划”字样的纸片渐渐从流通领域消失。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一张盖着公章的纸曾能撬动普通人几辈子的收入——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从来不需要翻译。 最后一次见她的人说，她穿着剧团的旧演出服，蓝色的灯芯绒上还留着当年演刘三姐时别过胸花的针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