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并不是有“一个问题”，它有三个问题：三个欧洲国家正遭受严重的“后帝国宿醉”。首先是英国——一个为了“夺回控制权”而投票脱欧，却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忘了怎么开车的国家。英国的身份危机，就像看一头退休的狮子尝试改吃素。它们把帝国时代的自信，换成了人资部门的敏感度培训。曾经丘吉尔的故乡，如今由一个庞大的“保姆国家”官僚体系统治，这个体系更害怕在X上冒犯谁，而不是国家真正的衰落。曾经让世界羡慕的英国警察，现在似乎把更多资源花在调查“非犯罪仇恨事件”和给巡逻车上彩虹漆，而不是破案。这个国家拼命抓着传统的外壳——王室、仪式、下午茶——但它的制度已经被一种进步主义腐蚀到空心，比加州大学校园还要激进。他们想要十九世纪的派头，却被二十一世纪的情绪脆弱困住了。接下来是法国——欧洲那个愤怒的、抽烟不断的姑妈，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失业几十年。法国的宿醉表现为一种“永久起义状态”，却伪装成“公民参与”。它们的身份撕裂：妄想的精英仍以为巴黎是宇宙中心，而普通民众则通过每周四烧公交车站来表达他们的“生活热情”。法国患有拿破仑情结，却没有拿破仑；他们想要帝国征服者的生活水平，却只想每周工作35小时，并在大多数美国人刚开始发力的年纪退休。他们宣扬“共和国价值”和强硬的世俗主义，但国家却已无法掌控大片郊区。法国本质上是一座美丽的露天博物馆——管理员在罢工，保安害怕游客，而管理层正忙着训斥全世界谈论“伟大”，同时电费账单却没人付。最后是德国——那个神经质的巨人，决定赎罪的唯一方式就是慢性自我工业毁灭。德国的后帝国宿醉是一种道德自身免疫疾病：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影子都感到害怕，把民族自豪感替换成激烈的自我鞭笞和垃圾分类规定。他们的身份建立在“道德超级大国”之上，这在现实中表现为关闭功能完好的核电站，转而烧脏煤，同时还教育邻国如何减少碳足迹。一个工程师的国家，却设计出了一个让社会无法正常运作的体系。曾经以效率和纪律闻名的德国精神，如今变成了瘫痪的官僚主义——填对表格比结果本身更重要。他们为了不显得“具威胁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型NGO，加上一支装备扫帚杆当步枪的军队，深怕展现任何骨气都会被解读为“复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