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想复婚，郑洞国的子孙都同意，但郑洞国却摇头拒绝：“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这年春天，郑洞国刚从政协会议回来，中山装的领口还别着那枚磨得发亮的旧徽章。他坐在藤椅上，指尖划过凉透的搪瓷茶杯——这个消息，老朋友在电话里说得委婉，却像块石头沉在心里。 陈碧莲的日子早不是上海法租界的红茶电影了。钟姓富商1952年入狱后，家产被收，她从洋房搬进旧弄堂的亭子间，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煤炉烟总飘进窗棂。郑洞国听上海的老部下提过，只嗯了一声。 “说想照顾您，不求名分。”老朋友在电话里叹着气。郑洞国望着书桌上摊开的回忆录稿纸，笔尖在“长春起义”四个字上停了很久——1948年他带着十万百姓投诚时，陈碧莲还在抱怨上海的电影票又涨了价。 他想起1944年的缅甸战场。密支那战役刚打完，他在军部帐篷前看到那个瘦了一圈的姑娘，怀里紧紧抱着几盒云腿月饼，说是从昆明辗转带来的。那时她眼里有光，不像现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怯生生的算计。 “她不是为我，是没地方去了。”郑洞国对孙子说这话时，正把机关食堂的馒头掰成小块。他住的老宿舍楼墙皮都掉了，衣柜里只有三套中山装换着穿，“她当年嫌北京沙大、没舞厅，现在怎么不嫌了？” 1951年春节的事突然冒出来。他用津贴给湖南老家母亲买了件呢大衣，陈碧莲冷笑：“将军还管农村人穿什么？” 那天的饺子，他一个没吃完。有些刺，扎得比战场的枪伤还深。 他没见她，托上海政协的同志安排了文史馆的活儿，每月有补助，活儿轻，能在淮海路附近的公园遛弯。“别让她冻着饿着，”他给同志写信，“但日子，各过各的好。” 藤椅上的茶水彻底凉透了。郑洞国拿起笔，在回忆录里写下：“缘分这东西，起头是云腿月饼的香，收尾，该是弄堂里的清静。” 人老了，最难得不是记性好，是分得清——哪段是回忆，哪段该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