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老山战场上，杨启良歼敌18人，转业后却遭地方恶霸刁难，他冷脸道：“我

1985年，老山战场上，杨启良歼敌18人，转业后却遭地方恶霸刁难，他冷脸道：“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确定要动手？” 1984年的老山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处胶着期，20岁的杨启良蜷缩在猫耳洞里。 猫耳洞里凝结的水珠顺着岩壁滑进钢盔，在迷彩服上洇出深色斑迹；战友们溃烂的脚趾缠着布条，却仍把压缩饼干让给年纪最小的他。 身后是千里之外的家乡灯火，身前是越军反扑的炮火，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七的浙江兵攥紧了发烫的枪管——他不知道，十年后自己会握着钢笔，在调解记录上写下“耐心”二字。 转业到台州市消协那年，杨启良把军功章锁进木箱最底层。 调解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他听着菜贩与顾客为两毛钱香菜争执，突然想起猫耳洞里听战友讲家乡小吃的夜晚。 “都是过日子的人，退一步——”他习惯性想拍对方肩膀，手抬到半空又轻轻放下，换成递去一杯温水。 2013年那个闷热的下午，面粉投诉案像颗哑弹突然炸响。 壮汉拍着柜台喊“面粉生虫害我拉肚子”，杨启良翻着投诉记录的手指顿了顿：包装完好，开封日期距投诉仅两小时。 “既见虫子，为何开封即食？”他抬头时，日光灯管的光正落在壮汉闪烁的瞳孔上。 谎言被戳穿的瞬间，壮汉的拳头擦着调解桌沿挥过来。 杨启良没躲，只是把胸前的工作牌扶正——塑料牌面还留着早上帮老人修伞时蹭的油渍。 “1984年166高地，我守着三个牺牲战友的遗体，在弹坑里蹲了四小时，”他声音不高，“你这点脾气，在那儿活不过三分钟。” 并非所有冲突都靠震慑收场。 更多时候，他会带着投诉人去菜市场看蔬菜分拣，去作坊看面粉筛检；有次为调解邻里漏水纠纷，他顶着暴雨爬上六楼楼顶，用粉笔在漏水点画圈——那姿势，像极了在猫耳洞给战友标作战地图。 群众送的“老娘舅”锦旗挂在调解室最显眼处，遮住了墙皮剥落的痕迹。 猫耳洞一年没洗的脸，结着盐霜却能看清阵地轮廓；调解室磨破的钢笔，漏墨却写清了400多起纠纷的来龙去脉。 或许正是战场炼就的“熬”字诀，让他能在家长里短里磨出公道——当“人民功臣”的牌匾在衣柜深处蒙尘时，“为人民服务”的字迹已在调解记录上洇开墨香。 从老山前线的钢枪到调解室的钢笔，从歼敌18人的战功到化解400起纠纷的台账；当“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冷硬，化作听人把话说完的柔软，这是否也是另一种坚守？ 2017年部队慰问时，那块红绸包裹的牌匾重见天日，杨启良摸着“人民功臣”四个烫金大字，突然想起猫耳洞里那个夜晚——战友说“等胜利了，我要开家修鞋铺，给街坊修鞋不收费”，原来有些承诺，真的会在和平年代长出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