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小儿外科主任张金哲不顾别人的劝阻和家长的同意，拿着手术刀就向一名“双头怪婴”的脑袋切去，就是这一刀，让原本冷清的小儿外科从此名声大振。 说起张金哲的“狠”，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点，拨到1948年。那时的新中国还没成立，医疗条件简陋得让你无法想象。 当时，产科病房里流行一种叫“新生儿皮下坏疽”的病。这病有多吓人？传染性极强，孩子一旦得上，后背、屁股上的肉就开始烂，死亡率几乎是100%。 看着那些刚出生几天、粉雕玉琢的小娃娃，一个接一个地没了，当医生的心里得多难受？那是五内俱焚啊！ 那时候的医学界有个铁律，叫“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啥意思呢？就是这脓包没长好之前，不能动刀子。但这病发展太快，等脓包“熟”了，孩子早没命了。 张金哲当时年轻，才28岁，他就琢磨：能不能打破规矩，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哪怕只有一点点苗头，就切开皮肤把脓血放出来？ 想法有了，可没人支持。中西医的老师都摇头，觉得这违反常规，风险太大。 就在这节骨眼上，命运跟张金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自己刚出生三天的二女儿，也被传染了。 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亲骨肉，张金哲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守着旧规矩，眼睁睁看着女儿死；还是打破禁忌，赌一把？ 他没跟妻子商量，也没敢告诉别人，自己咬着牙，拿着手术刀走向了女儿。“我就那么一划，好了！” 老爷子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说得轻描淡写，可咱们能想象当时他手心里的汗和心里的血吗？ 这一刀下去，女儿得救了。 但这不仅仅是救活了一个孩子，更是救活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张金哲拿着这个成功的案例去推广，把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硬生生从100%降到了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从死神手里抢人，而且是一抢一大把！ 1950年，张金哲30岁。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咱们现在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着人山人海，科室齐全，觉得理所当然。可当年张金哲起家的时候，那是真的一穷二白。 手里有什么？五张从儿内科分出来的病床，还有一本老师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儿腹部外科学》。 没了。 没器械怎么办？自己造！ 这位留洋归来的高材生，白天是大夫，晚上就成了铁匠、木匠。他把自家变成了小作坊，锯子、钳子齐上阵。那时候西方对咱们技术封锁，什么都得靠自己。张金哲那双手，不仅能拿手术刀，还能造呼吸机。 在那个年代，麻醉是个大问题。孩子太小，麻醉搞不好就醒不过来。张金哲就和麻醉专家谢荣合作，搞出了一个“基加局”——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这法子土是土了点，但好用啊！正是靠着这套土洋结合的办法，小儿外科手术才得以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说到张老爷子的技术，那必须得提“先天性巨结肠”手术。 上世纪60年代，这病在小儿外科里很常见，也很棘手。当时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做三次手术：先造瘘，再切除，最后关瘘。孩子得遭三回罪，死亡率还高。 张金哲看着心疼啊，他就琢磨：能不能一次搞定？ 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钳子，不需要缝合，直接把肠子拖出肛门外切除，然后用这钳子斜着夹住创面，让伤口自己愈合。这法子，简单、粗暴、有效！孩子少挨两刀，死亡率大大降低。 这篇论文一发，国际医学界震动了。这种手术方法被命名为“张氏钳”，后来还有“张氏膜”、“张氏瓣”。2000年，老爷子拿到了国际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丹尼斯布朗”金奖。 颁奖词里说得特别到位：他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3000多儿外科医生作出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成绩。 医术高超只能让人敬佩，但能让人落泪的，是张金哲的医德。 在患儿眼里，他不是威严的院士，而是会变魔术的“神仙爷爷”。 孩子哭闹不配合？他不急不躁，手一翻，不知道从哪儿就变出个小玩具、小纸条，或者是会动的小玩意儿。孩子看得眼直了，哭也忘了，他就趁机把检查做了。 这绝活，是他练了一辈子的基本功。 他还有个规矩，咱们现在的年轻医生真得好好学学。 接诊时，患儿进来，他必起身相迎；检查前，必先洗手，而且要把手搓热了，再去摸孩子的肚子。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搓手”动作，暖的是孩子的身，安的是家长的心。 他常说：“医生和患者是交命的朋友，要先交朋友再做手术。” 为了让家长听懂病情，他练就了“三分钟艺术”，用最在大白话告诉你咋回事；为了方便家长辨认，他的白大褂上永远写着五个大字——“外科张金哲”。 他说：“我要让家长患儿一眼就能看清我是谁。” 这一穿，就是70多年。 哪怕到了90多岁，甚至100岁，他还在坚持工作。 他晚年最挂心的是什么？是小儿肿瘤。他希望通过医生的努力，让肿瘤患儿“无苦、无痛、无瘤生存”。 他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十六个字：“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这十六个字，看似平淡，实则重如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