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使称没有中国游客后街道更干净了，日本人很高兴。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在一档节目中称，他最近在京都坐出租车，司机心情非常好，在没有中国游客后，他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街道变得更干净，也更安静了。 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带着轻松的弧度，京都出租车司机的话被前大使当作“证据”，但这番言论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不只是涟漪——它把城市环境问题轻巧地系在了“中国游客”这个标签上。 但一座城市的整洁与喧嚣，真的能简单绑定在某国游客的去留上吗？ 去年深秋，威尼斯运河边的咖啡店老板马可曾对着空荡的贡多拉叹气：“疫情时游客消失，街道是干净了，可孩子的学费都快凑不齐。” 这两种矛盾的场景，恰好戳破了“游客缺席即美好”的迷思。 尼斯蔚蓝海岸的沙滩上，旺季时每天有5吨垃圾需要清理，当地政府却很少将矛头指向某国游客，而是在沙滩入口处增设了20个分类垃圾桶，还培训了50名志愿者巡逻劝导——那些被归咎于游客的垃圾，更多时候是垃圾桶设置不足与清运不及时的叠加。 巴塞罗那市政厅的档案里，记录着2019年的争议：当一日游游客数量突破300万，老城区居民抱怨“连面包店都只卖高价纪念品”，但后续调查显示，真正推高房租的是旅游公司大量收购民居改民宿，而非游客本身。 把街道干净归功于“没有中国游客”，就像把考试及格归功于没复习的科目——看似有关联，实则忽略了核心变量。 京都的鸭川河畔，即便在游客最多的樱花季，清晨5点也总有穿着橙色马甲的清洁工弯腰捡拾垃圾；而同样是日本，大阪道顿堀在周末本地人聚集时，塑料杯和传单也会零星散落在石板路上。 这说明什么？人群聚集带来的环境压力，本质是城市管理能力与承载量的博弈。 那位京都出租车司机或许没说全：没有游客时，他的生意没受影响，可能是因为本地消费补上了缺口——但东京银座的药妆店老板却在采访中苦笑：“中国游客不来的那两年，货架上的面膜过期了三批。” 游客从来不是单向的“麻烦制造者”。 去年春节，中国游客在北海道消费的滑雪装备，让当地小工厂的订单排到了夏天；在奈良，给小鹿喂食的游客贡献了公园40%的维护资金。 简单将社会议题归因于某国游客，本质是用情绪替代理性。 就像威尼斯最终放弃“全面限游”，转而推出“错峰预约制”——让游客分时段进入老城区，既保留了旅游收入，又给居民留出了上午的安静时光。 城市的体面，从来不是谁的“缺席”换来的。 就像京都的枫叶季，既要红叶吸引游人，也要有清扫队凌晨三点的忙碌，更要有商户自觉将招牌亮度调暗的默契。 真正的干净与安静，藏在垃圾桶的密度里，在噪音监测仪的数值里，在管理者平衡各方利益的智慧里——而不是某类群体的背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