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时间倒回几年前，1934年，南京城内的青帮成员詹长麟，经人介绍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仆役，没人知道他早已是军统的一员，化名袁露，代号65。 不久后他又将兄长詹长炳也引荐进来，兄弟二人就此开始了在敌人心脏的潜伏生涯。 他们平日里做着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的杂活，却在不经意间搜集着各类情报，有时是接电话时听到的只言片语，有时是收发信函时瞥见的机密内容，这些信息都会被悄悄整理，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军统南京区的联络人。 1937年南京沦陷，城内哀鸿遍野，日军的暴行让兄弟二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军统的指令让他们继续蛰伏，等待合适的反击时机。 1939年6月初，一份重要情报被詹氏兄弟送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将在6月10日举办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同时受邀的还有华中派遣军的一众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核心官员。 这个消息传到军统南京区后，一场大胆的投毒计划迅速被提上日程。 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召集秘密会议，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由副区长尚振声统筹，还特地准备了标有USA字样的氰化钾剧毒。 为了确保投毒效果，行动小组甚至用猴子做了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毒药和黄酒的配比，既能达到杀伤效果，又能为兄弟二人争取撤退时间。 行动前的准备做得极为周全，军统方面先在6月10日清晨，安排詹氏兄弟的家人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随后便将他们全部转移到江北八卦洲隐蔽，彻底解除了兄弟二人的后顾之忧。 当天宴会用的黄酒，是从中华路老万全酒家采购的陈年佳酿，按日方习惯，黄酒需要温热后饮用，而负责温酒的差事恰好落在了詹长麟头上。 宴会开始前，詹长炳将备好的毒药递给弟弟，詹长麟借着温酒的掩护，快速将粉末撒进酒坛，随后不动声色地将酒分好，端上了宴会的餐桌。 晚7时05分，宴会准时开场，日伪要员们依次落座，在一番客套的欢迎与答谢仪式后，众人纷纷举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起初现场还一片欢声笑语，可没过多久，变故陡生。 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突然脸色铁青，直直向后倒去，另一位书记官船山则口吐白沫滚落椅下，紧接着更多人出现中毒症状，现场瞬间乱作一团，惊呼声与求救声混杂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很快赶到，封锁现场的同时紧急调集医生抢救，化验结果证实酒中含有剧毒氰化钾。 混乱中，詹长麟早已借着肚子疼的借口，从领事馆后门溜走，和在傅厚岗等候的詹长炳会合，两人连夜渡江，抵达了军统设在江北徐家洼的潜伏据点。 日伪方面清查人员时，才发现詹氏兄弟不见踪影，随即在南京全城戒严，关闭所有城门，出动上千人次进行拉网式搜捕，还在大街小巷和报刊上刊登通缉令。 为了转移日伪视线，军统还安排人以詹氏兄弟的名义从上海寄信给日本总领事，信中直言行动是为报仇雪耻，还谎称即将前往香港，让日军的搜捕方向彻底偏离。 这场被后世称为南京毒酒案的行动，最终造成两名日本领事馆书记官不治身亡，包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在内的多名日伪要员中毒，虽经抢救脱险，却也让日伪势力颜面尽失。 消息冲破日伪的封锁，迅速传遍南京城，成为百姓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都在日记中记录了此事。 远在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媒体更是连续多日报道，大后方民众的抗日热情被极大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