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1949年深秋的川东农村，程宜芝攥着那封辗转数月的信，指尖摩挲着信纸上"南京"两个字。 自1927年丈夫跟着红军走后，这二十二年的风霜，早把当年那个会在灶间给他温酒的新妇，熬成了独自拉扯儿子的佝偻老妇。 她当然知道刘伯承如今是南京城的大官。乡里人都说，他现在出门有汽车，家里有警卫员，连穿的布鞋都是公家发的。 可程宜芝对着镜子梳头时，总想起1910年那个故意拖着鼻涕的新郎。 那年他18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衫，她却一眼看出他眼里的光——那是不属于穷山沟的光。 成亲那晚他说"等我学成回来，定让你过上好日子"，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半生的兵荒马乱。 最苦的是1930年，儿子俊泰跟着混混去上海找爹，结果闯下大祸。她跪在祠堂里求族长写信，等来的却是"刘伯承已殉国"的传闻。 后来才知道，他在苏区娶了新媳妇，是跟着红军爬雪山的安徽姑娘。程宜芝摸着陪嫁的银镯子笑了，乱世里活下来的人，哪有资格讲究名分？ 她把俊泰锁在柴房三天，"你爹是打江山的人，不是你要钱的幌子"，可这话，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1949年的信里，刘伯承写着"接你到南京同住，俊泰也能安排工作"。程宜芝对着油灯看了半夜，想起去年腊月，县干部送来两袋白面，说是"刘元帅的心意"。 她悄悄把面分给了断粮的邻居，自己啃了半个月菜团子。她懂刘伯承的性子——当年驻防奉节时，他把军饷捐给学堂，自己穿露脚趾的草鞋。如今做了大官，怕是连家里的茶缸都要数着米粒用。 更要紧的是，她听说刘伯承现在的妻子汪荣华，是跟着他过草地的红军女娃。 那年头女人能活着走出草地，该是怎样的硬骨头？程宜芝对着灶王爷叹气，自己裹着小脚走不出二十里山路，去了南京只会拖累他。 再说俊泰，去年偷砍了公家的树，被民兵捆了游街，这样的儿子，怎么有脸让刘伯承管教？ 村里人劝她"去享几天清福吧"，她摇头："他现在住的是红墙大院，我穿补丁裤进去，门卫都要笑话。"其实她更怕的，是看见刘伯承鬓角的白发。 那个说要带她坐轮船的少年，如今已是元帅，而她还是山沟里那个守着土灶的老太婆。 1921年在奉节同住的三个月，他教她认字，她给他补军装，那是他们最后的团圆。现在去南京，怕是连句贴心话都找不到了。 程宜芝把信折好放进陪嫁的木匣，里面躺着1912年俊泰的胎发，还有1927年他最后一封家书的残页。她对着木匣念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样挺好。" 窗外的老柿子树又落了片叶子，她弯腰捡起，突然想起1910年出嫁那天，他偷偷塞给她的红柿子——原来有些人，注定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就算拼尽全力抓住，也留不住远去的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