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的一天，遵义枫香镇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走下来的干部不仅是要找人，更是要揭开一段被岁月封存了整整十五年的“死亡档案”。 镇上的老百姓懵了，平日里那个总是瘸着腿、坐在墙根底下编竹筐，或是给乡里乡亲写诉状、做泥瓦活的“孔跛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大领导嘴里的“老同志”？ 直到那个干部紧紧握住那一双满是老茧的手，宣布那个佝偻着身子的泥瓦匠将出任第七区副区长时，围观的人群才惊觉，这位平日里甚至靠打零工和乞讨度过日的残疾人，竟然早已在红军的烈士名录里沉睡多年。 1930年，对于当时的浏阳贫农孔宪权来说，拿起枪杆子的初衷极其朴素——在那个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参加赤卫队、投奔彭德怀的红军，起初不过是为了能像那些红光满面的士兵一样吃上一口饱饭。 但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在队伍里那几年的滚打。从为了生计到为了信仰，他在上百次战斗中竟奇迹般毫发无伤，连师长黄克诚都曾拍着他的肩膀，戏称他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 在1935年那场惨烈的娄山关战役中，作为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作战参谋，孔宪权那天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在向娄山关南侧敌人指挥所发起的冲锋中，他撞上了黔军的援兵，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就在他跃出掩体带头冲锋的那一刻，密集的子弹瞬间击穿了他的左胯。 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土地，那个曾经怎么都打不倒的“程咬金”，这次身上多了好几个骇人的血窟窿。 在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身为干部的自尊让他不想沦为俘虏，他曾绝望地将手枪顶住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我了断。 幸亏二营长邓克明及时杀到，才硬生生将他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那时候的医疗条件简陋到令人发指，没有麻药，卫生员只能给他灌下“鸦片水”来麻醉，在一片血肉模糊中取出了碎骨。 住在同一个病室的胡耀邦，甚至曾被孔宪权梦中那一声声凄厉的“杀！杀！杀！”惊醒，那是深入骨髓的战意。 大部队需要继续北上，带着重伤员行军已不可能，为了不拖累队伍，组织上含泪将还没法下地的孔宪权托付给了当地一位开明的地主宋少前，并在信封里留下了生活费。 在宋家的这一年多里，孔宪权从瘫痪在床到勉强拄拐下地，哪怕宋少前极力挽留，甚至担心红军回头查问不好交代，孔宪权还是执意要走。 但他终究没能追上队伍。拖着一条残废的腿，他在遵义、毕节甚至往陕北的路上流浪、乞讨，最终不得不为了生存，回到枫香镇成了一名跛足瓦匠。 直到1950年，当孔宪权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那两个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已是身居高位的首长。 那个下午，孔宪权握笔的手颤抖得几乎拿不稳，他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写下那封信，不求高官厚禄，只求组织给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信寄出的那一刻，他不知道的是，在那两位老战友的记忆里，名为“孔宪权”的战士早在娄山关就已壮烈牺牲。 当得知“烈士”复活，连老首长黄克诚都感慨万千，美式吉普车的到来，不仅接回了一位副区长，更是在几年后，为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一位最特殊的“守门人”。 1955年，孔宪权成了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位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兵，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安稳。 相反，从1956年开始，他拖着那是伤残的病腿，耗时三年带队重走长征路，他不顾身体的残缺，走遍了红军当年跋涉过的山山水水，采访百姓、收集文物超过1200件，甚至积累了三百万字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