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大病初愈的陈赓来到朝鲜战场，接替彭德怀的工作，结果刚到朝鲜没几天，陈赓就联名宋时轮向中央告彭德怀的状。 这件事在当时的志愿军总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毕竟彭德怀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而陈赓刚到任就做出这样的举动，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等级森严的军队体系里，下级向上级反映这样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更何况是直接“告状”。 陈赓当时其实是带着腿伤奔赴朝鲜的，本来想尽快投入工作，却发现彭老总的身体状况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他抵朝后的第一周就注意到，彭德怀在战术会议上两次因为剧烈头痛中断讲话，有一次夜间查哨时甚至差点摔倒。 这些细节让陈赓心里很不安，他知道前线指挥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彭老总这样硬撑着恐怕会出大问题。 和宋时轮的那次长谈是在志愿军总部的防空洞里，两人聊了三个多小时才下定决心。 宋时轮作为前线将领，对彭老总近期的状态也有察觉，某次炮兵部署会议上，彭德怀还出现过误判坐标方位的情况。 他们都明白，这份联名报告一旦送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为了志愿军的整体利益，他们别无选择。 4月20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里，陈赓详细描述了彭德怀“每日头痛发作3-4次，视力模糊，夜间无法入睡”的症状。 4月22日的补充报告附上了随军医官的手写病历和苏联顾问的诊断建议，特别提到“肿块已压迫视神经中枢”。 4月24日宋时轮又补充了战场实例，这些内容让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主席接到电报后连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48小时的慎重考虑，最终下达了让彭德怀返京述职、陈赓代理司令员职务的命令。 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毕竟彭德怀是志愿军的核心指挥，但中央更清楚，一个健康的指挥体系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 彭老总接到命令时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1952年5月3日，彭德怀在协和医院接受了手术，由苏联神经外科专家罗戈夫主刀，切除了直径4.5厘米的颅外肿瘤。 术后周总理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探望，信中说“彭总乃军中柱石，安心静养即是对革命最大贡献”。 病理检测显示肿瘤是“慢性炎症引发的纤维肉瘤样增生”，确实有恶变风险，幸好手术及时。 陈赓接手指挥后，很快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 他完善了坑道防御体系，组建了机动炮兵群，还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战中，志愿军组织60个连级规模突袭，歼敌2.7万人，创造了阵地战阶段的最佳战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他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果断决策。 1953年7月板门店谈判签字那天，彭德怀特意从病榻上起身，在收音机前听完了陈赓的前线报告。 1954年两人在军事学院重逢时，彭德怀握着陈赓的手说“当年你告我黑状，我还要谢谢你”。 这句话里没有丝毫的埋怨，只有战友间的理解和感激。 陈赓日记里还记载着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深夜探望被批判的彭德怀，这份情谊在特殊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现在回头看，1952年朝鲜战场的这次“将帅接力”，不仅保证了志愿军指挥系统的稳定，更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胸怀。 彭德怀强忍病痛坚守前线的执着，陈赓“为革命告帅”的担当，毛主席当机立断的魄力，共同谱写了一段感人的战地佳话。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战友情不是表面的客套，而是危难时刻敢于直言的勇气；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更要有为同志生命负责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