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印度富士康赶走300多名中国工程师！7月2日，彭博社爆料，富士康在印度的iPhone组装工厂，正在“驱逐”中国大陆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2个月里，已经有300多人返回了中国大陆，只留下了一些从中国台湾到印度的支持人员。 苹果公司近年来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将iPhone组装产能逐步转移到这个南亚大国，以分散对中国大陆的依赖。2025年上半年，印度已成为苹果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富士康作为核心代工商，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建起多家工厂，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这些工厂主要负责iPhone的中低端型号组装，年出口额已突破50亿美元，主要销往欧美市场。中国大陆工程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从2024年底开始大批进驻，带来精密制造的技术积累，帮助本地团队掌握从供应链协调到质量控制的全链条操作。到今年6月，印度工厂的月产量已达15万台，缺陷率控制在3%以内，这得益于这些工程师的日常指导和工艺优化。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暴露了潜在风险，印度政府推动本地化就业的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下的技术流动限制，让一切变得敏感起来。 7月2日，彭博社的报道如石破天惊，揭露富士康从印度iPhone工厂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工程师的事实。从5月底算起，短短两个月内，超过3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要求办理回国手续，只剩少数台湾籍支持人员留守。富士康官方未公开回应，但知情来源指出，这次行动是公司内部决策，涉及签证到期和人员调整。工程师们主要负责生产线调试和故障排除，他们的离去直接影响了工厂的运营连续性。印度媒体如《印度快报》和《德干先驱报》迅速跟进报道，强调这对苹果的“印度制造”战略构成即时挑战。富士康的裕展科技子公司工厂，本是iPhone外壳和显示模块的生产重镇，现在面临技能真空，本地员工虽经培训，但短期内难以填补技术空白。事件曝光后，股市反应微妙，苹果股价小幅波动，而富士康在台湾的交易量一度放大20%。 这场撤离的成因扑朔迷离，但多方分析指向几个现实因素。首先，印度移民局对外国工程师签证的审查趋严，许多大陆工程师的停留许可在6月到期，却未获续签，这与印度“本土优先”的就业法规相符。富士康作为合资企业，必须平衡本地合作伙伴的需求，后者认为工厂已积累足够经验，无需过多依赖外来技术。其次，中国大陆近期加强了对高科技人才和设备的出口管制，旨在保护核心竞争力，这可能间接促使富士康加速人员调动，避免潜在合规风险。 撤离对中国工程师的影响相对有限，他们多返回大陆总部，继续参与郑州或深圳工厂的升级工作。但对印度工厂而言，冲击显而易见。生产线效率预计下滑10%以上，iPhone 17系列的本地化组装计划被迫延后，原定9月投产的节点推至11月。苹果CEO库克曾公开赞扬印度工厂的潜力，但现在不得不增加从越南和墨西哥的零部件进口，以缓冲产能缺口。彭博社后续分析指出，这次事件暴露了苹果供应链的“中国依赖症”尚未根治，尽管印度出口已占全球iPhone总量的14%，但高端工艺仍需大陆经验支撑。 印度作为“世界办公室”向“世界工厂”的转型，本是全球制造业的热点，但外资“坟场”的标签挥之不去。历史上，三星在印度投资百亿美元后，屡遭税务稽查，运营成本飙升30%；福特汽车砸下数十亿建厂，最终因政策反复而撤资，损失惨重。富士康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印度虽推出生产联动激励计划，吸引苹果和戴尔等巨头落户，但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仍旧横行。2024财年，印度电子出口达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5%，但外资投诉居高不下，涉及劳工法和土地征收问题。 从全球视角审视，这次撤离折射出中美印三国博弈的缩影。中国大陆通过人才管制，巩固制造业霸主地位；印度借本土化政策，谋求产业链升级；苹果则夹在中间，寻求“中国+1”多元化，却屡遭挫折。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正加速抢位，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向河内，预计2026年印度份额或降至12%。富士康的应对策略是调派台湾工程师顶上，他们带来备用方案，但文化和经验差异可能延长适应期。长远而言，这推动印度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目标培训10万名电子工程师，但成效需时日验证。制造业的本质是协作而非对抗，单边主义难以为继。 8月下旬，彭博社再次爆料，富士康从裕展科技泰米尔纳德邦工厂召回另300名中国工程师，这是年内第二次类似行动。替换人员主要来自台湾，总数约150人，他们专注供应链管理和初步培训。本地团队虽接手日志和文档，但初期缺陷率升至5%，月产量从12万台降至8万台。苹果调整策略，增加越南工厂订单，iPhone 17的印度本地化比例从预期25%降至18%。大陆工程师回国后，助力富士康郑州基地优化AI组装线，效率提升15%。印度政府未干预，但私下推动本地供应商整合，目标自给率达60%。事件余波持续，凸显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