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徐志摩母亲推开卧室门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难以置信的景象：儿子徐志摩与妻子陆小曼、朋友翁瑞午三人竟然赤身躺在同一张床榻之上。 1926年北平那场轰动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的话像盆冷水——“你们都是离过婚的，要痛改前非，别再用情不专”，可徐志摩攥着陆小曼的手，眼里只有“自由恋爱”的光。 徐家老宅的檀木椅还没坐热，陆小曼从北平社交名媛到上海阔太的转变，已让账本上的数字日日惊心：月租60块大洋的洋房，六个仆人的工钱，进口香水与戏服的开销，像潮水漫过徐志摩每月200块的教书稿费。 梳妆台的鎏金镜里，总映着陆小曼斜倚榻上抽大烟的侧影，烟枪的铜斗在昏暗中泛着冷光，那是她从北平带来的旧习，到了上海竟成了每日“提神”的必需。 徐母那天提着海宁带来的热粥，羊毛衫针脚还带着体温，却在推开门时，看着三人同榻的画面，让白粥混着碎瓷片在地板上炸开——那碗粥里，有她凌晨三点起来熬的莲子，原是想劝陆小曼少抽些烟。 或许徐志摩早忘了梁启超的警告，他在日记里写“爱就该冲破世俗”，却没算过陆小曼每月烟土钱就要80块，比房租还多；翁瑞午的推拿成了救命稻草，陆小曼哮喘发作时，只有他按得她能喘匀气，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夜夜留宿在客房，徐母劝过三次，徐志摩只回“总不能见死不救”。 1931年济南上空的一声巨响，让那架邮政飞机成了陆小曼余生的梦魇。她摔了烟枪，把自己关在书房，从前连账本都懒得看的人，开始一笔一划抄录《爱眉小札》，钢笔尖划破纸页时，墨点晕染得像泪滴。 有人说她是为了赎罪，可1936年《志摩日记》出版时，她在扉页写“献给我的爱”，那字迹苍劲得不像出自当年那个连针线都不碰的名媛；也有人说翁瑞午是趁虚而入，可他陪她卖画换米，替她挡掉催租的房东，一过22年，没要过名分。 民国的新旧交替像个没拧紧的水龙头，旧规矩的“三从四德”还在滴水，新思想的“个性解放”已汹涌而来，徐志摩想接这股活水，却忘了家里的水缸早漏了底——陆小曼的奢侈不是天性，是她在封建婚姻里压抑太久，一朝得自由便想抓住所有光鲜，而他的浪漫，终究填不满现实的窟窿。 徐母摔门而去后，徐家再没给过陆小曼一分钱，她从“衣来伸手”到自己算房租，才懂柴米油盐比情诗沉重；多年后上海图书馆收到那批手稿，包括被飞机烧了一角的画，人们才发现，才子的爱情闹剧，竟意外留下了民国文学的重要注脚。 1965年陆小曼临终前，枕边放着那本泛黄的《爱眉小札》，扉页“献给我的爱”已被摩挲得模糊。她捐出所有手稿时，会不会想起1928年那个清晨，徐母摔碎的不仅是粥碗，更是他们用浪漫编织的、不堪一击的壳？ 爱情若只在诗里生长，风一吹就散了；可陆小曼用余生抄下的每个字，却让那段荒唐岁月，有了落地生根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