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琼瑶离婚后，做了平鑫涛的情妇。平鑫涛的妻子哭着求她，把丈夫还给自己，琼瑶说：“也不是不行，我有一个办法。”平鑫涛的妻子听完那个办法后，当场晕了过去。 那年头的台北，铅字在《皇冠》杂志的版面上跳跃，平鑫涛的名字总与琼瑶的新作连在一起；林婉珍的缝纫机摆在客厅角落，布料堆里还压着没绣完的枕套——她以为的岁月静好，正被巷口传来的流言撕开一道口子。 林婉珍是在丈夫衬衫口袋里发现那把黄铜钥匙的，钥匙串上挂着枚小巧的钢笔状吊坠，那不是她熟悉的物件；后来，又在书堆里翻到夹着风干栀子花的信笺，字迹娟秀，写着“涛，见字如面”。 琼瑶坐在杂志社会客室的沙发上，裙摆扫过地面的声音很轻，说出的话却像冰锥：“他可以周一到周五陪你，周末属于我——这样，你既有丈夫，我也有爱情，不好吗？” 林婉珍没应声，只觉得眼前的吊灯开始旋转，耳边是印刷机持续的“咔嗒”声，再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窗外的阳光刺眼得让她睁不开眼。 有人说琼瑶的笔是造梦机，可那些梦的边角，总沾着现实里的泪痕；她在《烟雨蒙蒙》里写“爱情是宿命”，却没写现实中“宿命”的另一头，是三个孩子抱着母亲哭着问“爸爸去哪了”的夜晚。 平鑫涛的名字出现在杂志版权页的时间越来越长，林婉珍的名字却从家庭相册的扉页慢慢淡去；他带着琼瑶的书稿参加文学沙龙，也会在深夜回家时，吃她温在锅里的莲子羹——这种摇摆，像极了他杂志里连载的未完待续的故事。 1976年的离婚协议书上，林婉珍的签名笔画很重，墨水几乎要透到纸背；那天她走出民政局，把十二年的账本和书信锁进旧木箱，转身走进了一家画材店。 琼瑶的小说在70年代的台湾街头被传阅，封面印着“爱情至上”的烫金标语；书店老板说，总有年轻女孩红着眼眶问：“真的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吗？”——她们不知道，书里的“不顾一切”，是另一个女人用尊严换来的。 林婉珍的画室在老洋房的顶楼，阳光透过天窗落在画布上，她握着画笔的手很稳，竹石的轮廓在纸上渐渐清晰；颜料的气味混着松节油的味道，盖过了过去那些酸涩的记忆。 2018年，《往事浮光》出版时，琼瑶正在为平鑫涛的治疗方案与继子女争执；书里没有控诉，只写“缝纫机的线用完了，就换支画笔继续缝补人生”，却让无数读者在深夜红了眼眶。 画展上的《竹石图》前，有年轻人问林婉珍：“您恨过吗？”她指着画里的石头说：“你看这纹路，风雨越打，它越硬；竹叶呢，弯而不折——恨有什么用，不如让自己活成风景。” 如今再读琼瑶的“轰轰烈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看见林婉珍画册上的那句“前半生为家，后半生为己”，才突然明白：真正的爱情或许有很多种，但最好的人生，一定是为自己而活。 巷口的旧书摊还在卖琼瑶的小说，封面已经泛黄；不远处的画廊里，《竹石图》的竹叶在灯光下闪着微光——两种人生，在时光里各自生长，也各自回答着那个未说出口的问题：爱究竟该是掠夺，还是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