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败了一次，没有长记性。 德国败了两次，还是没有长记性。 不是健忘，而是不服，更是长在基因里的狂妄。 狂妄很可怕，德国想凭借一己之力统治世界，日本想三个月灭亡中国。 “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狂妄之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都容易“上头”。德国在欧洲连着掀起两次大战，日本一八九五年打完甲午抢到二点三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尝到甜头后，对外动手就像上瘾，觉得砍别人一刀就能给自己续命。 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日本一边学西方，一边盯着“大陆政策”。 一九二七年东方会议，田中奏折里明明白白写着“先满蒙、再中国、再世界”，野心摊开在纸面上。九一八事变吞下东北，华北一点点被蚕食，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开火，军部嘴上说“演习士兵失踪”，心里盘着“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这股口气，不是自信，是飘，是把自己当上帝算命。 德国那边也在往极端路上狂奔。 希特勒书里反复讲种族纯洁、清洗“劣等民族”，最后真把人送进奥斯维辛的烟囱。差不多同一时期，日本军官在巴登巴登温泉边密谈，对内整军，对外扩张，这套思路后来落在东条英机、冈村宁次这些名字身上。 一九三六年，德日签反共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入伙，轴心凑齐，日本干脆站到世界那一块最黑的阴影里，把自己绑在一辆车上往悬崖冲。 一九四五年，两国一块被打趴下，后面路却越走越不一样。德国政权被连根拔起，一九四九年自己人起草基本法，一九五四年恢复主权，紧急状态法、联邦制度铺开，电视里天天圆桌吵架，哲学家、作家轮番上阵，纽伦堡审判、普通人责任都拿出来晒，久了，“抵抗纳粹”“尊重宪法”就成了新的底线，谁敢碰纳粹那根线，就是跟整个社会过不去。 日本这边换宪法是换了，骨头没动太多。战后宪法框架由美国人搭，第九条高挂“不打仗、不养军队”，看上去温良恭俭让，冷战一来，自卫队又悄悄拼上去，纸面和平和现实军备从出生那天就别扭。 同一拨官僚继续掌权，一个保守党长期坐庄，选举像例行公事，戏是新戏，班底还是老班子。 最上头那位天皇，被当成“神轿”保留，东京审判绕着走，既不受审，也不上庭，日美一拍即合，把最大的责任结点先藏起来，好像只要把那个人竖在那儿，历史的账就可以往下压一压。 在这种结构下，日本谈战争，很自然往受害者一角靠。 广岛和平纪念馆灯光亮到深夜，八月六日、八月十五日成了全国集体落泪的日子。讲解词里，美国投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广岛被叫作“世界和平的象征”，市民是彻底无辜。轮到南京大屠杀，气氛一下子僵住，有人说数字夸大，有人说是前线报复，有人把平民伤亡说成战争必然。广岛的眼泪被无限放大，南京的血被挤到角落，受害和加害被硬生生撕开两半。 战争的灰还没落完，日本又盯上新的高度。一九九四年，日本正式开口，说想进联合国安理会当常任理事国。嘴上挂着“世界和平与发展”，懂行的人都明白，这是想借“入常”把战败国标签撕掉。二〇〇五年，又拉上德国、印度、巴西弄出个“四国集团”，借安理会改革一起往“上座”挤。这些年，在非洲、拉美撒钱，当第二大出资国，多次做非常任理事国，存在感刷得很勤，好像钱砸得够多，历史就能打折。 绊脚石不在钱，在历史。宪章写得清楚，常任理事国是二战主要战胜国，是反法西斯的招牌。 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那一列，是拿真枪实弹和上千万生命换来的位置，日本当年是侵略一方，这身份不是捐几笔钱、跑几趟外交就能洗干净。 教科书还在和事实拔河，政客还往靖国神社跑，还有人公开说南京“没那么回事”，外面世界怎么放心把否决权交给这样的国家。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傅聪在联合国大会上那句“日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像一盆凉水，把三十年布局浇回原形。 其他国家也不含糊，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阿根廷早就拉起一个阵营，对着“四国集团”说不。 韩国盯着慰安妇和劳工账，巴基斯坦死盯印度，阿根廷不愿看巴西做地区老大，理由各不相同，有一点相似：谁都不想看见一个历史态度摇摆、现实动作又爱在火边上烤手的国家，坐到可以一票拧掉全世界决议的座位上。 拉远看，德日身上有个共通处。 狂妄一旦被制度纵容，就会变成习惯。德国两次被打垮，才慢慢把那股劲压进基本法，把纳粹当成永远不能碰的高压线。日本一九四五年挨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却一直在“受害者”“和平国家”“正常国家”几套角色之间换衣服，天皇制度悬在那里，军国主义的影子在教科书、神社和街头游行里时隐时现，又一边喊着要插手台海，一边盯着安理会那把椅子。 这局面，很像一个打过人的人，只肯承认“自己也挨过打”，只肯给人看身上的旧伤疤，就是不肯正眼看当年那拳头落在谁脸上。 这样的人一走进屋子，哪怕一句话不说，旁边的小孩也会下意识往后挪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