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的真实模样，当时的她还不到20岁，蔡孝乾就是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从而彻底信仰崩塌。 可一个人信仰的崩塌，往往并不是从情感开始的。1948年，蔡孝乾已经是中共中央台湾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地位等同省委书记。 那年冬天，工委内部会议上，有干部提出蔡孝乾使用经费不合规，说他拿着组织的钱去定做洋服，还吃高档馆子。批评提了两次，蔡孝乾表面答应整改，背地里却从未收手。 没人知道，他早就把地下工作当成通往个人享乐的工具。他原本是个出身清贫、曾在日本留学的进步青年，20年代末加入共产党。 可到50年代初，蔡孝乾的思想早就悄然偏移。身边的人看不清，他自己也装作没看见。 马雯娟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时候，正是他沉迷虚荣的时候。她是他第三任妻子马文娟的亲妹妹，从台南乡下来投奔姐姐。蔡孝乾起初只是帮她找点事情做，后来看她长相清秀，说话温和，就开始带她出入舞厅和西餐厅。 他不再遮掩身份，甚至在给基层干部分配任务时也带着马雯娟出现，旁人提醒他“警惕一点”，他却笑笑，说没关系，“都是自己人”。 但台北并不安全。1949年底，国民党保密局侦防处已经锁定了他的行动轨迹。蔡孝乾喜欢住台北大稻埕的某处旅店，经常出入同一家舞厅，还偶尔带着马雯娟一起出现。 侦防处在他周围安插了两名线人，很快摸清他使用的暗语和联系点。1949年12月，保密局抓到一名联络员，从其身上搜出工委通讯方式的暗号笔记。 这直接指向了蔡孝乾。 1950年1月5日，蔡孝乾在台北家中被捕。事发突然，特务冲进门时，他正打算去街上给马雯娟买布料做衣服。 他慌得连文件都没顾上烧，台省工委的部分联络人、据点、文件地址一并落入敌手。起初，他还装作义正词严，坚持不说话。 直到保密局官员淡淡地说：“马雯娟在我们手上了。”蔡孝乾神情顿时变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不仅交代了组织结构，还主动带路抓人。 短短几日，台湾大学、台中、台南、基隆、宜兰等地的地下党员相继落网，多达180余人。知名学者杨逵被捕后曾说：“我们是被身边的人出卖的。” 这句刺骨的话，在多年后仍在回响。 历史记下的，不只是蔡孝乾的叛变，还有他对组织造成的致命伤害。 《台湾共产党运动史》中提到：工委自1946年重建至1949年期间，虽屡遭破坏，但从未有如此规模的系统性瓦解。 而马雯娟，因未涉及组织事务，被保密局简单审查后遣返回南部。多年后，她在乡间嫁给一位普通农民，隐姓埋名生活至老。 蔡孝乾则在1950年后彻底失去政治影响，虽然保密局给了他“功劳”，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其人无大义之心，贪图安逸，实为可耻。” 这话，道尽其人一生的结局。 信仰不是一朝一夕建立，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轻易崩塌。但蔡孝乾的选择，证明了有的人早已偏离方向，跌入深渊前还要拖着身边所有人一同下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