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陈赓听说有个军工人才，因贪污几亿元被判死刑，就去找毛主席求情：“此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能否给他一个机会？” 这句话当时不合时宜。前线天天有牺牲，后方一听贪污两个字就怒火上头。陈赓却还是去了，他心里有个盘算：账能追回，命不能重来，技术也不是街上随手能捡到的。 他并不靠情绪说服人，他拿的是数据和缺口。炮兵没有统一算法，各部队靠经验对，误差一大，代价就是伤亡。他把缺少的那块板子摆在桌上，让人看明白这是堵漏洞。 批示没有立刻下来，流程绕了几圈。有人劝他算了，他把卷宗放回包里，第二天又去。这不是为一个人，是为整条火力链条。他说很硬：该罚的罚，该用的用，别把事混在一起。 最后有个折中办法：先看能力，再谈处理。沈毅被安排到实验室，一件旧大衣挂在门口，进屋就把黑板写满。风速、气温、弹重，他拉着学生搭了个计算框架，先把最基础的误差吃掉。 第一次场测不顺，弹着点偏出几十米。围观的人嘀咕，脸上都是“保错人了”的表情。沈毅拿着记录，沉默把风廓线重新拟合了一遍，调整发射仰角和装药量。第二次，落点稳了下来，误差压到个位数。 外界不容易被一次成功说服。有人问他，你当年挪了那么多钱，你凭什么站在这儿教我们。他没有回避：我做过错事，账要还清，余下的时间拿来把技术做好，这是我能做的事。 他把课堂开到试验场，把讲义写得像说明书，学生拿起就能用。他把每个步骤拆得很细，像在给后来的人铺路。他要求自己和学生都遵守两条底线：不碰钱，不碰虚假数据。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一句心里话：人和制度都不完美，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一个瞬间。贪腐要严惩，这没得商量；但极少数关键技术位，如果能在严格监管下把能力用出来，让更多战士活着回家，我能理解这份取舍。关键在于规矩要硬，权力要关进笼子，成绩要经得起检验。 多年后，有人往学校寄来一封旧信，没有署名，只写了一串数字和三行话：当年第二次试验的风速、温度和装药量，准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沈毅把信折好，放回抽屉。有学生问是谁写的，他说可能是当年的见证人，也可能是提醒我们别忘了那一天。 陈赓后来被问过是否后悔。他没给长篇大论，只留下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看一个人，别只看他哪次跌倒，要看他后来怎么站起。对我来说，这话不漂亮，但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