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 12月在北京军委大楼，一份标注“绝密”的文件从会议室传出。 上面“军队要忍耐”五个大字，像五块冰坨子砸进430万军人的心里。 那一年，国家拨给军队的56亿美元军费，折合人均130美元，还不够买一台高级拖拉机。 其实，“忍耐”政策的出台，是国家穷出来的智慧。 七十年代，国防开支占财政收入的16%，到1984年已跌破10%。 在百万大裁军后，430万军人要守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军费却只够填饱肚皮。 基层军官回忆，当时一个连队每月的燃油配额，只够坦克在训练场上跑两圈。 新兵入伍发的胶鞋，补丁摞补丁穿到退伍。 更揪心的是装备换代。 当美国F-16战机在波斯湾上空横行时，中国空军的主力还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米格-19。 设计师宋文骢在成都飞机设计所门口摆摊卖面条的传闻，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谈。 “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民谣传进营房，动摇着军心。 当沿海渔民开着挂着军牌的渔船跑运输时，当陆军某部把靶场改成养猪场时，张爱萍将军在军委座谈会上拍案而起：“这是在自毁长城！” 政策闸门一开，军营成了创业园。 陆军某集团军在驻地开荒种菜，建起“拥军农场”，种的西红柿专供机关食堂。 海军派出运输舰跑南北海运，船员们白天当水手，晚上当会计。 空军更绝，把废弃机库改成招待所，地勤兵穿上西装当经理。 最夸张的是某省军区，愣是把军械库改造成五金批发市场，军官们戴着算盘珠子跟小贩砍价。 短短三年，军队企业膨胀到三万家，从业官兵二十万，年产值抵得上半个鞍钢。 表面看是皆大欢喜，基层连队顿顿有肉吃，转业费从五百涨到五千。 可暗地里，军纪像被虫蛀的棉袄，到处是窟窿。 当整个军工体系都在“找饭吃”时，宋文骢的歼-10团队却在啃硬骨头。 1986年，611所接到通知，歼-10项目经费从40亿砍到4亿，要钱没有，要政策自己找。 宋文骢带着团队在成都郊外租民房办公，白天画图，晚上焊电路板。 外国专家来考察时，当面嘲笑：“你们连起落架都造不出来，还想搞三代机？” 宋文骢把图纸摔在桌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着瞧！” 他带着团队用三十万经费攻克了外国报价六百万的起落架技术，当国产钛合金支架装上试验机时，在场工程师哭成一片。 这种“土法炼钢”的精神，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苏联专家断言“中国十年造不出电传飞控”时，宋文骢的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完成了全部验算。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试飞员雷强落地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王伟撞机。 这三记闷棍彻底打醒了“忍耐”的迷梦。 当美国军舰在公海拦截中国货轮，当北约导弹把大使馆炸成废墟，当EP-3侦察机撞毁王伟的战机，全军上下都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再能忍也是跪着活。 王伟牺牲后，美方赔偿的34567.89元侮辱性赔款，成了全军必讲的耻辱课。 有飞行员在日记里写：“以前觉得开饭店赚钱光荣，现在才明白，能让敌人不敢开枪的飞机，才是最大的财富。” 转折发生在1998年7月。 中央一纸禁令直达全军，所有军队企业限期移交地方，官兵一律回营房。 四总部成立专项小组，三个月内清理企业三万多家，追缴违纪资金上百亿。 某舰队司令因私自经营远洋运输被判刑时，官兵们自发鼓掌。 当最后一家军办宾馆摘下牌子时，老炊事班长抹着眼泪说：“早该这么干了，咱当兵的就该握枪杆子。” 这场“刮骨疗毒”式的整顿，让军队回归本色。 当朱日和训练基地的坦克再次卷起沙尘时，当辽宁舰的汽笛响彻南海时，人们突然发现。 那个能打胜仗的人民军队，又回来了。 回望1985年的寒冬，那场“忍耐”本质上是国家战略的艰难转身。 当国家把有限的资源投向经济建设时，军队用暂时的“下海”换取了长远的“上岸”。 今天的我们，能在吉布提保障基地看到中国海军的身影，能在亚丁湾听到护航编队的汽笛，能在珠海航展仰望歼-20的英姿。 所有的这些，都源于那场“忍耐”后的觉醒。 正如一位老兵所说：“当年我们忍，是为了今天不让后代再忍。” 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忍出来的，而是用实力挣回来的！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军队要忍耐(军事术语) 澎湃新闻客户端——学党史 颂初心丨中国共产党简史 第二十五期 红网——党史上的今天:1985年6月8日,百万大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