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反腐败机构成为特朗普逼迫泽连斯基接受“28条和谈条件”的工具 乌克兰的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其诞生、运作乃至关键调查都深受美国影响，这使它们常常被视为美国在乌克兰实施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 NABU和SAPO成立于2015年，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压力下，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提供贷款与援助的条件而设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扮演了核心推手的角色。 制度设计与资金支持：美国的参与是全方位的。从机构架构、人员培训到资金支持，美国都深度介入。例如，NABU的调查人员会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培训，其资金也部分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渠道。 关键人事影响力：有分析指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NABU局长等关键人选上有重要影响力。此外，负责遴选NABU局长的委员会中，有半数成员由国际组织代表担任，这确保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人事任免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这些反腐败机构的具体行动时常与美国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目标相关联，显示出“选择性执法”的特点。 服务于美国内政：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NABU时任负责人阿尔乔姆·西特尼克被指公开了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有关的信息，被认为有意帮助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此举导致特朗普团队一直对NABU心存芥蒂。 保护美方利益：另一方面，当调查涉及到美国利益时，案件可能会受到干预。例如，有乌克兰议员曝出的文件显示，美国大使馆曾对涉及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Burisma）的案件表现出特别兴趣，该公司曾雇佣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担任董事。据称，当时作为副总统的乔·拜登曾向乌方施压，要求结束对该公司的调查。 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焦点 这些机构的独立性以及它们调查谁、不调查谁，常常成为乌克兰国内政治和美乌关系博弈的焦点。 与泽连斯基的冲突：当NABU和SAPO的调查触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子时，冲突会公开化。例如，在2025年7月，当调查指向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时，乌安全局突击搜查了NABU的办公室，泽连斯基也曾签署法案意图将这两个机构置于由他任命的总检察长控制之下。这一举动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并受到西方强烈批评，泽连斯基最终在压力下收回成命。 特朗普政府的利用：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些机构的活动也被视为向泽连斯基施压的手段。特别是在2025年11月，当特朗普政府推动一项旨在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28条和平计划”时，NABU同期公布的一起涉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长期商业伙伴和政治盟友明迪奇团伙贪腐案，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等数位部长涉案，并使前国防部长、现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鲁斯捷姆·乌梅罗夫外逃，大规模腐败丑闻的公开就是在迫使泽连斯基接受和谈条件。 总而言之，NABU和SAPO远非普通的反腐败机构。它们从诞生之初就深深嵌入了美国的战略布局，既是美国在乌克兰推动“法治改革”的门面，也时常成为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目标的工具，甚至是美国影响乌克兰国内政治博弈的重要杠杆。其行动往往反映了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和地缘战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