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缓缓打开，杜聿明走出铁门的那一刻，阳光正好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在被俘十年后获得特赦。 当天下午，他在北京饭店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感谢政府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愿为祖国统一贡献余生。 与杜聿明同批特赦的还有王耀武、宋希濂等九位国民党将领，但他们的选择各不相同，有人选择赴港定居，有人申请去台湾，唯独杜聿明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回顾在功德林的十年，杜聿明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刚被俘时他曾绝食抗议，认为自己是战败被俘，有辱军人尊严，管理所所长王英光亲自劝说：您患有严重糖尿病，我们专门从协和医院请来专家为您治疗，您的生命不只属于您自己。 医疗条件的改善让杜聿明深受触动，每天三餐都有专门的营养搭配，药品供应从未中断，更让他意外的是，管理所还组织学习讨论，让他重新审视历史。 1952年，他主动写下《淮海战役检讨》，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这是我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认识。 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当局却对外宣布杜聿明已经壮烈殉国，1950年3月，蒋介石还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这种虚假宣传让曹秀清深感愤怒：明明人还活着，却要咒他死了。 曹秀清带着四个子女在台湾的日子异常艰难，国民党当局对这位烈士遗孀没有任何实质帮助，她不得不到台北女子中学任教，月薪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大儿子杜致仁考取台大后，因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1955年杜致仁赴美留学前给母亲写信：母亲大人，儿深知家中困顿，定当发奋图强，早日学成归来，谁知这竟成了永别。 195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曹秀清命运的事，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在美国物理学界声名鹊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台湾当局突然想起这个被遗忘的家庭，派人游说曹秀清：请您劝杨振宁回台湾发展，我们会给予最优厚的待遇。 曹秀清表面应承暗中却做了周密计划，她以探望女儿为由申请赴美，当局为了拉拢杨振宁很快批准了申请，1958年2月曹秀清抵达纽约后，立即通过在美华侨联系上了大陆方面，得知丈夫还活着且即将获释，她决定不再返回台湾。 1963年春天，曹秀清经由香港辗转回到北京，夫妻在西郊宾馆重逢时，两人相拥而泣久久无语，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说：杜将军是抗日英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周恩来则关切地询问了在台子女的情况。 获得新生的杜聿明全身心投入文史工作，他的办公室在政协文史馆三楼，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岗，除了撰写回忆录《从黄埔到抚顺》，他还整理了大量抗战史料。 其中最珍贵的是《昆仑关战役详报》和《远征军缅北作战日志》，这些资料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每月第一个周日，杜聿明都会参加黄埔同学会的聚会，老同学们在一起回忆往事探讨统一大业，1980年的一次聚会上杜聿明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遗憾，就是看着祖国分裂，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统一。 1981年春节刚过，杜聿明的病情急转直下，医院诊断为肾功能衰竭并发心力衰竭，5月6日晚他已经无法说话，但眼神中满是不舍，护士长回忆：他一直看着窗外的方向，那是台湾的方向。 5月7日凌晨4时23分，杜聿明停止了呼吸，临终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统一。 曹秀清强忍悲痛起草了给蒋经国的电报：聿明病逝，恳请准许在台子女回乡奔丧了却父亲遗愿，一个母亲的请求，电报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台湾。 三天后答复来了，蒋经国在公文上批示不可两字，理由是基于当前情势，不宜开此先例。 北京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致悼词，参加者包括黄埔同学会全体成员、民革中央领导等三百余人，而在台北几位老部下默默追思。 直到1987年11月，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探亲，1988年清明节杜家子女终于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跪在父亲墓前，泣不成声，曹秀清抚摸着墓碑说：您父亲等了七年，终于等到你们回来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