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宗昌准备处决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300军棍，可棍字也不会，为了不丢面子，最后的处理方式令部下哭笑不得。 1926年，张宗昌的部队里冒出个逃兵，让他气得跳脚。那兵叫李长顺，在炊事班干了好几年，平时老老实实，谁也没想到他会溜号。 李长顺溜号不是贪生怕死，是老家捎来急信，老娘病重卧床，就盼着见他最后一面。部队驻扎在山东兖州，离他河北老家几百里地，层层上报请假根本来不及，他实在没辙，趁夜裹了件单衣就跑了。可他没走多远，就被巡逻的宪兵抓了回来——张宗昌的部队有铁规矩，逃兵抓住一律枪毙，没人敢求情。 消息传到张宗昌耳朵里，他正搂着姨太太喝酒，当场把酒杯摔在地上。“反了天了！”他拍着桌子骂骂咧咧，当即喊来文书，要亲手写处决手令。文书赶紧铺好纸、研好墨，递上毛笔。 张宗昌攥着笔杆，眉头拧成疙瘩，半天写不出一个字。他本是闯关东的粗人，没读过几天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平时发号施令全靠嘴说，这会儿要写字，可把他难住了。 “毙了他！”张宗昌嘴里念叨着，想写个“毙”字，可笔尖在纸上划来划去，只写出个“死”字旁，右边的“比”字怎么也想不起来。 他急得满头大汗，旁边的文书不敢吱声，姨太太也吓得不敢劝。张宗昌瞪了文书一眼，“你别看着，我自己写！”可越急越想不起来，最后索性把笔一扔，“换个法子！” 他琢磨着，枪毙太便宜这小子，不如打300军棍，让他受点罪再死。可“棍”字他照样不会写，左边的“木”字旁知道，右边的部分怎么也凑不起来。 这下更尴尬了，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总不能说自己不会写这两个字。张宗昌踱着步子，脑瓜子转得飞快，既想保住面子，又得处置逃兵。 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一拍大腿，有了主意。“把那小子拉过来！”他冲卫兵喊。李长顺被押进来时，脸都白了，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说自己不是故意逃兵，只是想回家看老娘。 张宗昌眯着眼打量他，心里的火气消了点，可规矩不能破。“你小子胆大包天，敢逃我的兵！”他骂道，“本想毙了你，又想打你300军棍，可爷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 部下们都愣了，不知道他要耍什么花样。只见张宗昌指着李长顺，对卫兵说：“把他拉下去，给我喂饱了，然后让他去马厩养马，养够300天！少一天都不行！”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憋不住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文书悄悄凑过来，“大帅，这300天……算不算惩罚啊？”张宗昌眼一瞪，“怎么不算？让他天天伺候马，比打他300棍还难受！” 原来，张宗昌不会写“毙”和“棍”，又不想承认自己没文化，就想出这么个荒唐法子——用“300天”代替“300军棍”，既保住了面子，又没真杀李长顺。这事很快在部队里传开了，部下们哭笑不得，都说大帅这招“高明”。 李长顺捡回一条命，在马厩里老老实实养了300天马，后来老娘病好了，他还特意来谢过张宗昌，张宗昌倒也大方，让他回了炊事班。 张宗昌这“三不知将军”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他没文化，却偏要附庸风雅，平时爱写“诗”，比如“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可就是这么个粗人，在处置逃兵这事上，倒意外留了点人情味。 其实张宗昌心里清楚，底层士兵不容易，很多人当兵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他自己也是苦出身，知道想家的滋味。 只是他好面子，不肯明着赦免，才想出养马300天的办法。这看似荒诞的处理方式，背后藏着他的处事逻辑——既维护了军纪的威严，又给自己留了台阶，还顺带救了李长顺一命。 后来有人问起这事，张宗昌还嘴硬：“爷不是不会写那两个字，就是觉得杀了他太可惜，打他又脏了爷的棍子。”可谁都知道，他就是不会写。这事成了民国年间的一段笑谈，也让人们看到了军阀张宗昌粗鄙之外的另一面。 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一个逃兵能保住性命，全靠军阀一时的“灵光乍现”。张宗昌的荒唐，本质上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军阀割据，法度混乱，权力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李长顺的幸运，不过是千万不幸中的一个例外。 历史记住张宗昌，多是因为他的荒诞与残暴，但这段处置逃兵的往事，却让这个人物多了一丝复杂。没有文化的粗人，用最荒唐的方式，做了一件不算太坏的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