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暴露确实是多种因素的悲剧结果。1949年他赴台后，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情报链断裂，这是大环境的问题。而个人行为细节上也有致命疏忽。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吴石作为国防部的高层，随军过去，继续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当副总司令。这时候，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已经乱套了。国民党当局加强了镇压，保密局到处抓人，好多联络点被端掉，情报传递的链条直接断了。 吴石到了岛上，本来想继续提供部队部署和战略情报，但外部支援跟不上了。他没法及时得到上级指示，活动就孤立了。这种大环境的问题，让整个潜伏工作像断了线的风筝，随时可能栽跟头。 台湾工委从1949年底就开始遭重创，书记蔡孝乾那时候已经开始动摇，地下网被国民党撕得七零八落。吴石的处境，就跟陷在泥潭里一样，动弹不得。个人层面，他自己也没能完全避开疏忽。比如在处理情报传递时，有些细节没把控好，导致风险放大。 朱枫作为联络员，带的东西太多，还同时联系多人，这就埋下隐患。这事不是单一原因，而是环境和操作的双重失守，挺典型的情报战悲剧。 1949年吴石刚到台湾，国民党就把岛上当成最后堡垒，情报机构毛人凤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本来就弱，1949年下半年多个小组被破获，情报链从香港到台湾的路径断了。吴石没法通过安全渠道汇报或获取指令，潜伏就成了单打独斗。 历史上，台湾省工委的破坏直接波及到他，因为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抓后变节，牵出一堆人。蔡孝乾这家伙，本是地下工作者，但被捕就招了，供出朱枫的行踪。朱枫身上带着吴石给的情报和通行证，这就直接连上吴石了。国民党比对笔迹，铁证如山。 个人疏忽上，朱枫违反了保密纪律，她从香港来，带了两封信，一封给吴石，一封给蔡孝乾，还先见了蔡孝乾。这等于把两人横向连起来了，本该单线联系的，结果成了链条。如果她分开处理，或者调整顺序，或许风险小点。 但现实是，她先找蔡孝乾，转达请求，吴石又给了通行证，留了存根在家。搜家时存根被翻出，笔迹一比对，全完了。这些细节疏忽，在大环境压力下，就放大了成灾难。情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环境坏了，个人再小错也致命。 如果情报人员更专业点，比如不留纸质痕迹，或用备用方案，或许能缓冲。但当时地下工作不成熟，这些失误累积起来，就酿成悲剧。情报战中，外部压力和内部操作必须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