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可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江同志说，美国最终和我们达成协议，并不是突发善心。一方面我们的实力摆在那里，他们不让我们加入也不行。另一方面，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 二〇〇一年冬夜，多哈会场里木槌落下，只用了八分钟就走完程序，中国成了新成员。 这条路不是心血来潮起步的。 一九八一年，纺织品配额谈判把现实摆在台面上。纺织品占中国出口三分之一，却不是缔约方，配额排不到名。硬着头皮入场，谈到一口“甜头”，才知道不在桌上就可能在菜单上。 一九八二年，外经贸部给国务院的报告把数字摊开：关贸成员的贸易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五，中国同这些成员的贸易也占到自身进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 规矩像河里的水，不下水也要被冲。于是才有后面的申请与审议。 一九八七年，工作组成立，十月第一次开会，四万多个问题，针尖对麦芒地问到底“算不算市场经济”。 当时国内还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说法，外方翻遍词典也找不到这个词。 车轮压在缝里，寸步难行。等到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之后，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明白，审议阶段才算过关，谈判焦点移到关税、配额、服务业开放上。 美国从一开始就板着脸当“老大”。架势摆得足，价码抬得高，常用“滚动式要价”，口袋里还揣着制裁的大棒。 市场准入开谈那会儿，动不动就拿逆差说事，威胁十月之前不谈完就动手。 桌下小动作也不少。 一九九九年四月，朱镕基访美，原本要在那一程敲定双边协议，美国国内舆论嫌“让得太大”，贸易代表办公室竟然把未经中方同意的所谓“联合声明”连同十几页附件丢上官网，把对中方的要价全晒出来，像是要在舆论场上逼签。 那天晚上在拉德饭店的晚宴，朱迟到一小时，把“今天很糟糕”端上桌面。 白宫里杯盏碰得响，场外谈判像拉锯。 克林顿后来又打电话挽留，要求“最后修饰一下”，中方回了句“要谈来北京”，风向这才拐弯。 北京回合是硬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巴尔舍夫斯基落地，住在王府饭店。 按原计划两天收尾，第二天风色突变，美方抛出一揽子新条件，电信增值、寿险持股要到百分之五十一，汽车关税要快步压到二十五个百分点。 房间退了，行李往机场送，话也放得很重，像是要撒手走人。 只是十五日凌晨四点半，小范围工作会又如约开场，对方把几百页文本逐行逐标点校对，这种细密劲儿，分明是想签，只是把七个“最后问题”横在门口，非要中方全盘接住。 清晨九点半，电话打到中南海。朱镕基只问一句：“到底想不想签。”得到肯定判断后，当天下午亲自进场。先要龙永图把那七条写在纸上，前面几个当场拍板同意，让步的分寸摊到光底。 后面几条，直言要对方退一步，“退了就签”。 美方短暂停顿，五分钟后点头。十六时，中美双边协议签下。 那头的斯珀林在外经贸部一间女厕所里拨通电话，向克林顿报喜，像打完一场世界级拳赛。戏剧味足，但每一步都不是巧合，是十五年护理出来的窗口期与彼此算账的交点。 态度上的交锋远不止这一场。 进出口检疫讨论时，美方代表抛出“连做狗粮的检疫都过不了”这种刺耳的话。 龙永图当场拍桌，要求道歉，不道歉就散场。对方愣了，吞回去认错，还解释说在本国狗与人同等。这个插曲没有改变条文，却把底线划得清清楚楚。 否则谈的不是规则，而是尊严被踩的方式。 类似的火星子在那几年并不稀罕，真正有效的是中方那句老话：复关入世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国家根本利益不拿去换门票。 一九九五年一月，世贸组织取代关贸，同年七月十一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复关变成入世。这个节点之后，中国另辟侧翼，先与其他成员打通通道。 一九九七年八月，新西兰第一个签下双边协议，同年韩国、匈牙利、捷克陆续落笔。 美国还端着架子，别人已经陆续开门，这种“侧攻”把谈判的重心悄悄挪动了几分。 门进来了，承诺就要兑现。 关税从二〇〇二年起全面下调，到二〇一〇年完成承诺，总水平从百分之十五点八降至百分之九点六，四百多项非关税措施取消。 汽车关税，大排量从一百个百分点、小排量从八十个百分点降到二十五个百分点。服务业的门扇开得更大，外资银行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办理人民币业务，外国律师事务所设代表处不再限地域、限数量。 二〇〇〇年海关法修订，确立中央垂直领导和综合打私体制，执法和通关与国际标准接起扣子。 入世过渡期，全国层面修改两千二百多项法律法规，地方清理近十九万件地方性文件，规矩往一处靠，市场才有章法。 外贸数据像坐电梯。 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二〇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万三千四百亿美元蹿到十五万三千亿美元，世界排名从第六走到第二。 进出口总额从五千多亿美元扩大到四点六二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百分之十一点七五，真正成了“全球第一贸易国”。 中国在这个盘子里不只是受益者，也变成了盘子本身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