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耿飚出生于1909年湖南醴陵一个普通农家，早年家境贫寒，十三岁就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那时候矿区条件艰苦，他每天干重活，接触到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共青团，三年后入党，从此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担任参谋和团长等职，经历长征，在西北战场打过硬仗。新中国成立后，他转战外交岗位，先驻瑞典兼任几个北欧国家公使，后来去巴基斯坦和缅甸当大使，积累了不少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1969年当选中央委员，被派往阿尔巴尼亚，这也是九大后第一个派出的中央委员级大使。他的外交生涯跨越多个国家，晚年还担任过军区政委、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直至2000年逝世。这些经历让他成为军政外交多面手，对国家政策有深刻理解。 耿飚的早年革命生涯让他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红军时期他负责情报和作战协调，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开辟根据地，指挥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时在西北领导部队，参与解放大西北。转入外交后，他从1950年起驻外，处理建交和援助事宜，在瑞典时推动中瑞贸易，在巴基斯坦加强边境合作。这些岗位让他熟悉国际规则，也看到援助的重要性。1969年出使阿尔巴尼亚前，周恩来亲自谈话，强调加强团结和合作。他带着团队从广州经巴基斯坦抵达地拉那，开始新的使命。他的生平显示出从军人到外交官的转变，体现了那个时代干部的多功能性。 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后，通过走访发现援助存在严重问题。中国从1954年起对阿援助经济和军事项目，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摊到4000多元，而中国国内工资才几十元。化肥援助大批堆放在田间，任由日晒雨淋失效，这直接导致资源损失。纺织厂项目更荒唐，阿方无棉花种植，却要求中国建厂，还用外汇从中国买棉花，加工后返销中国获利。军事援助项目数量过多，超出国防实际需求，许多装备重复申请。这些情况让援助效率低下，实际利用率不高。 进一步看，阿方还要求建电视台，甚至每个农业社配电视，而当时中国大城市电视都稀缺。电线杆用中国优质钢管，水泥钢筋建上万个纪念碑，全国到处可见浪费迹象。耿飚记录这些事实，包括具体项目和数据，发现援助往往超出阿方实际能力，造成负担。中国在自身经济困难下提供这些援助，本意是支持社会主义伙伴，但实际效果不佳。阿方在意识形态上自称世界明灯，排斥中国与其他国家改善关系，这加剧了分歧。这些发现源于耿飚的实地调查，反映出援助模式的弊端。 援助浪费不止于物资，阿方提出的项目常常不切实际，如进口棉花再出口成品，形成闭环牟利。中国为此付出外汇和劳动力，却未见互利。军事方面，阿方需求远超200万人口的国防规模，装备堆积未用。耿飚看到马路边钢管电线杆和散落物资，计算出援助规模已成中国负担。当时中国面临封锁，国内饥荒刚过，这种单向付出难以为继。这些问题在1969年暴露，促使耿飚思考调整策略。他的观察基于事实，避免主观判断，聚焦援助利用问题。 耿飚将发现写成19页报告，寄给乔冠华，报告列举数据和事例，建议调整援助规模和方式。乔冠华转呈中央，毛泽东阅后肯定其反映真实。报告影响中国外交转向务实，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1970到1973年，中国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德国建交，1972年英国升格大使级关系。这些变化源于报告敲响警钟，推动外交注重实际利益。 报告后，中国减少对阿无节制援助，转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合作。1971年通过乒乓外交邀请美国队访华，打开中美大门。这标志外交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耿飚1970年回国，次年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继续推动政策调整。援助教训影响深远，后来的“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避免单向付出。这些发展让中国外交更灵活，收获更多伙伴。 中阿关系从1960年亲密到1970s降温，阿方公开批评中国修正主义，1978年中断经济文化联系，仅剩大使级外交。1983年后渐恢复，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推动对话。1989年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91年阿外长访华。但阿尔巴尼亚政权变化，共产主义结束，中阿转向正常国家关系。这些后续源于早期援助问题，耿飚报告是转折点。 耿飚回国后，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处理国际事务。1979年成中央军委秘书长，参与军事决策。1983年任国防部长，推动军队现代化，直至退休。他一生贡献突出，200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报告成为外交史案例，提醒援助需互利。后续中国外交吸取教训，扩展全球伙伴，避免类似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