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蒋就是遇到毛主席了。如果他不是遇到毛主席，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不遇到毛主席，别人还真干不过他。他遇到毛主席，那他就完了！ 一九四七年，陕北的天刚蒙蒙亮，胡宗南的大队人马正往北压，电台里一封接一封，报上去的数字挺好看。十五个旅，十四万多人，再加上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那几路，凑起来三十四个旅，差不多二十五万。 蒋介石看着这些数字，心里挺舒坦，觉得这回总算能在延安这块地方翻一把身。 那时候在南京，他已经把话说死，延安是“匪都”，是“右臂”，拿下来，政略上好看，外交上也好看，等于在国内外面前把中共打了一记闷棍。 在他眼里，棋盘摆得很清楚。先一口气砸向山东和陕北，把近七十万兵力压上去，陕甘宁这块先咬断，党和军队的“右臂”一掐，再逼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往黄河以东跑。 等这些人被赶到华北那边，再找机会集中主力打决战，把解放区一个个捏碎。中共中央那边看得也明白，文件里早就点穿，说国民党打延安，是想先收拾西北，再驱逐党中央出西北，继而调兵进攻华北，“各个击破”就是一整套盘算。 蒋介石心里打的主意挺自信，陕北这边的现实却有点骨感。 守延安的边区部队，算来算去也就二点六万人，轻重武器都比不上胡宗南那边。三月十二日，国民党空军先给延安“开路”，炸弹一排一排落下来。十三日上午，十五个旅分两路压上来，炮火一响，尘土飞起，城里的窑洞都跟着轻轻发抖。 就在外面声音闹腾的时候，三月二日定下来的一个决定已经悄悄在执行，那就是紧急疏散。 延安在共产党人心里不是个简单的地名。 十几年风里来、土里去，很多人的人生，都是从黄土坡下那口窑洞拐了个弯。 是不是硬扛到底，要不要撤，这个选择不只是地图上的小红圈。三月十八日，胡宗南的部队逼到城郊，中共中央在王家坪那排窑洞里开会，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早几天就把话说得很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新四旅的程悦长和袁学凯赶到延安，听到的是一笔“明白账”。 一边，是很多地方来电催他过黄河，说那边更安全，指挥全国战争也方便。另一边，他自己有两条心思。第一条跟感情有关，在延安和陕北十多年，一直是老百姓护着革命，现在枪一响就往远处跑，以后再见面脸上也挂不住。 第二条属于战略算账，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陕北只有两万，把敌人的主力拖在这里，黄河以东几个解放区就能轻松一点。 他负责全党军事工作，不在陕北，谁来压住“西北王”。 三月十八日晚，炮声渐渐近了，彭德怀几次催他赶紧撤，他只是抬手压一压，照样把饭吃完才起身。 那晚离开延安的时候，城里机关和群众早就已经撤空，只留下掩护部队在外边周旋。 从军事角度看，这个“走”，并不是认输一巴掌。 毛主席在撤离前跟新四旅的干部谈话时，摆出了自己的标准，城可以不要，人不能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夺城只是表面风光，拿不下对方的有生力量，早晚要还回来。他还说，胡宗南进延安像握着拳头冲上来，进城之后就得把拳头一指一节地伸开，守城、守路、守后方。 拳头一摊开，就好找机会一块块剁。 蒋介石那边没有这么想。他在日记里写“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胡宗南更是在城里摆拍，宣传“陕北大捷”。 看上去风光，代价却越来越重。 大量部队深插陕西腹地，补给远，战线长，一路都是负担。延安成了要捧在手心的“战利品”，转身都不灵活。 和进延安的“大捷”相比，中共中央接下来的选择就显得有点“反常”。 正常思路，敌人兵力压上来，领导机关怕出危险，会赶紧撤远。可枣林沟那次会上，讨论出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带着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西北或者其他合适地方主持工作。 有人主张全部东渡黄河，任弼时就很担心安全，反复劝。 毛主席一句话压上去，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他走了，中央走了，蒋介石肯定会把胡宗南抽到别的战场去，中原和华北就要吃大苦头。 这一下，帅旗就等于插死在陕北了。习仲勋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安塞真武洞的大会上，当众讲明白，敌人造谣说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都跑了，那是做梦。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还在边区指挥，这句话一出，台下心里的那口气就有了着落。 士气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边区老乡听到“毛主席还在这块”，干活打仗的劲头就不一样。 从那以后，就是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 多年以后，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不得不在纸上认输几句，说西北战场上，共军凭借严密的情报封锁和灵活的小后方补给，“避实击虚，钻隙流窜”，国民党主力被牵制在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种话，从对手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分量。 有人说，老蒋是遇上毛主席才输了。 话里有夸张，也有几分实在，棋下得再认真，走错一步关键子，就得一路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