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的书房里没有铺地毯，也没有名贵的花瓶，但他坐在那儿，就像铁匠手里的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没有人能遮挡住他的光和热！” 基辛格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时，他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学者的隐居处。那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的关键时刻。这个房间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堆满了书稿，桌上地上也到处是书，房间一角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这里没有地毯，没有名贵花瓶，陈设简单得就像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 可当毛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他们时，基辛格立刻感受到一种近乎物理性的能量，这位老人虽然刚刚大病初愈，需要助手搀扶，但他的目光锐利，仿佛能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 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四个小时前，毛主席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不到十天前，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休克，医疗组甚至把强心针都抽好在针管里待命。但毛主席坚持要立即会见尼克松。会谈原本只计划十分钟，却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毛主席坐在特制的沙发上，这款沙发是工作人员专门为他设计的，高1米，坐垫上钻了蜂窝状小孔解决通风问题，防止他因长时间坐着不适。就是在这张沙发上，毛主席用他特有的幽默感打破了僵局，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这样啊。” 基辛格后来回忆，毛主席的谈话像紫禁城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需要长时间思考才能抓住核心。当毛主席说到“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这些口号时，他笑着补充说这不过是“放空炮”，还指着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这种表达方式让基辛格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正在与他们建立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 书房里的藏书就是毛主席能量的来源，他一生藏书达9.2万册，留有批注的就有1300多册。他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英国记者贝特兰1937年拜访毛主席后写道：“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谁像他那样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 这种能量不仅体现在书房里，也体现在毛主席对国际局势的把握上。基辛格记得，1973年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已经身体很差，但仍清晰指出：“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他对基辛格分析说美国把苏联放在第一位，然后是欧洲和日本，显示出对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理解。基辛格最初觉得毛主席“高深莫测”，后来评价他“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 毛主席的书房虽然简朴，却是他运筹帷幄的地方。在这里，他接待了尼克松、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奠定了基础。也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基辛格发现，后来发布的《上海公报》中每一个段落，都相应有毛主席在会谈时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堆满书籍的房间，成为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起点。 那张特制沙发见证了毛主席晚年几乎所有重要外交会晤，他不仅自己使用，还因为满意其舒适度，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病中的周恩来也送一张去。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到四个月后，毛主席与世长辞，这张沙发作为历史见证，如今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 基辛格在多次与毛主席会谈后得出结论：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不仅来自权力，更来自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世界的独到洞察。在那些堆满书籍的房间里，在看似随意却深意藏焉的谈话中，毛主席确实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即便在最简朴的环境中，也没有人能遮挡住他的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