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萧克不顾反对处决一司令员，不料宋时轮、邓华相继弃他而去。说起萧克，就不得不说被他处决的高志远。 萧克当时刚满30岁，却已扛起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重任。这个职务是1938年中央专门任命的，核心任务就是整合冀东、热河、察哈尔一带的抗日武装——彼时华北敌后局势混乱，抗日队伍来源庞杂，有红军改编的正规军，有农民自发组建的抗日团，也有原国民党散兵收拢的队伍，高志远的部队就属于最后一种。 高志远本是冀东乐亭县的民团首领，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他振臂一呼拉起数千人，后来编入冀东抗日联军任副总司令，靠着在当地的人脉和威望，队伍一度发展得很红火，不少百姓因为信任他才加入抗日队伍。 可这支“人气队伍”，却成了萧克整合工作的难题。高志远的部下多是同乡、旧友，习惯了听他个人指挥，对挺进军的统一调度始终带着抵触。 1939年初，挺进军制定了袭扰日军京山铁路的作战计划，要求高志远率部从侧翼配合主力，可他却以“士兵缺粮缺枪”为由迟迟不动，暗地里还派手下抢占了附近两个村子的粮库，这不仅打乱了整体部署，还和另一支抗日武装起了冲突。 萧克先后三次派参谋去协调，高志远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当面答应转头就变卦，甚至放话“我的人我自己管，不用外人指手画脚”。 当时挺进军刚建立，若放任这种“各自为战”的风气蔓延，别说打日军，内部先乱了都有可能，萧克心里清楚，纪律问题不解决，抗日就是空谈。 处决高志远的决定，是挺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后的结果，绝非萧克个人独断。会上争议很大，有人说高志远抗日有功，杀了会让地方武装寒心；有人反驳，抗命不遵就是破坏大局，今天饶了他，明天就有人跟着学。萧克在会上敲了桌子：“我们是抗日的队伍，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要是都按自己的心思来，怎么跟日军打？” 最终军委会以多数票通过处决决定，可消息传开后，高志远的旧部还是炸了锅，有几个小队长带着百十人离队，萧克不得不亲自去安抚剩下的士兵，蹲在地上跟他们讲“不是要针对谁，是为了大家能一起把鬼子赶出去”，磨了两天两夜，才稳住人心。 至于宋时轮、邓华“弃他而去”的说法，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读。宋时轮和邓华当时是挺进军下属冀东支队的正副司令员，他们率部到冀东，本就是执行中央“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临时任务。 1939年下半年，晋察冀军区面临日军大规模扫荡，兵力吃紧，中央下令让宋时轮、邓华率冀东支队主力返回晋察冀腹地支援。 两人离开前，专门和萧克一起制定了冀东剩余部队的游击作战方案，还把自己的警卫员留给萧克当通信兵，根本不存在“弃他而去”的说法。这种部队调动在抗日时期很常见，都是根据战局变化调整，和萧克处决高志远没有任何关联。 萧克当时的压力，外人很难体会。挺进军驻扎的区域，西有日军“蒙疆驻屯军”，东有伪满“国境守备队”，敌人频繁扫荡，补给线经常被切断，士兵们有时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他既要带着队伍在夹缝中打游击，又要整合松散的武装，还要应对内部的不同声音，那段时间他常常整夜不睡，对着地图琢磨作战计划，眼眶总是红的。 处决高志远虽然引发了短期震动，但挺进军的纪律性确实提上来了，后续部队执行任务时，再也没人敢擅自抗命，1940年百团大战中，挺进军还顺利完成了破坏日军京张铁路的任务，为战役胜利帮了大忙。 高志远的结局，透着敌后抗日的复杂。他有抗日的热情，也实实在在拉起了队伍打击过日军，这是他的功绩；可他固守个人势力，无视统一指挥，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可能给抗日大局埋下隐患。 萧克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在“保个人”和“保大局”之间，选了更难走的那条路。这种选择背后，是无数抗日将士对“团结”二字的坚守——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在绝境中对抗强大的日军。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萧克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在冀热察挺进军的这段经历，很少被人详细提起，但正是这些看似艰难的决策，一点点筑牢了敌后抗日的根基。 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该只盯着“处决”“离开”这样的字眼，更该看到背后无数人为了民族大义，在复杂局势中做出的取舍与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