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便衣公安高俊峰买烟时，发现烟铺的老板坐姿端正，看报纸时，双手还举到胸口，感觉不对劲，认为这人有问题。 便衣公安高俊峰买烟时突然警觉：烟铺老板“李老根”坐姿挺拔，捏报纸的手举到了胸口，指尖微扣似握物。 这组反常姿态，让他判断“此人不是普通商贩”。后续排查揭开秘密：这个看似木讷的烟贩，是国民党保密局华北站潜伏特务张敬山。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撤退前制定“应变计划”，在大陆留下20多万特务、60多万武装土匪。这些人大肆搞破坏：1950年上半年，全国铁路遭破坏事件达400多起，上海杨树浦电厂被特务投放炸药，造成全城停电；广州至武汉的公路桥梁，三个月内被炸毁7座。 高俊峰的警觉，不是“第六感”，而是野战军侦察兵转业的专业素养积累。他1945年参军，在晋察冀野战军侦察连服役5年，专门学习“行为识别术”——军人或特务长期训练会形成肌肉记忆，即便刻意伪装也难以彻底抹去。 培训手册明确写着：“久历行伍者，坐姿不歪、立姿如钉；特务为保持警惕，常呈‘备战姿态’，握物手势多带枪械握持痕迹。” “李老根”的两个细节，正好符合识别要点。 其一，坐姿。普通人守烟铺时多弯腰驼背、随意倚靠，他始终腰杆笔直，双脚与肩同宽，这是标准的军人“立正坐姿”，属于国民党军队新兵训练的基础科目。 其二，握报姿势。正常人看报多将报纸平铺或轻捏一角，他双手举至胸口，指尖微扣呈半握拳状——这是握持手枪的预备姿势，是特务长期携带武器形成的本能反应。 更可疑的是，高俊峰故意问“哈德门烟多少钱一包”，这个当时北京烟贩张口就来的价格，“李老根”有些支支吾吾，对街对面的东郊兵工厂位置却很清楚。 老公安的沉稳此时体现得很充分——高俊峰没有打草惊蛇，借“忘带钱”为由离开，随即联系分局侦查组。他们制定“三步走”排查方案： 第一步查户籍，通过东郊派出所核实，“李老根”的户籍是1949年3月新办的，地址查无此人，担保人“王大爷”也是虚构身份； 第二步蹲点监视，发现每天傍晚都有一名穿灰布衫的人来烟铺买烟，两人交流时不说话，仅靠递烟的手势传递信息； 第三步物证突破，侦查员以“检查消防隐患”为由进入铺内，在墙角木盒的夹层里，发现军用级别的密码本、微型电台零件，以及一张模糊的特务联络名单。 指纹比对是锁定身份的关键。1949年公安部成立后，紧急整合原解放区锄奸部门档案，收录20多万份国民党军警宪特指纹数据，其中包含保密局华北站核心人员的备案信息。 “李老根”按捺指纹后，技术人员当天就在档案中找到匹配项——此人真实身份为张敬山，河北沧县人，1938年加入军统，1948年毛人凤布置北平潜伏组时，被任命为华北站东郊行动组组长，直接受北平站督察王蒲臣指挥。 张敬山的潜伏轨迹，是国民党“应变计划”的典型表现。1948年冬平津战役期间，保密局北平站已开始分批布置潜伏力量，将特务伪装成商贩、工人等身份渗透关键区域。 张敬山选择观音堂胡同开烟铺，不是偶然——这里紧邻东郊兵工厂，周边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人员流动大便于隐藏，符合保密局“依托民生据点监控要害”的潜伏策略。 为伪装到位，他提前半年在河北固安的烟铺当学徒，刻意学了些河北方言，但军人出身的行为惯性始终无法彻底掩盖。 此案不是个例，是新中国初期反特斗争“细节制胜”的典型代表。同期天津破获的“海河特务案”中，公安干警通过杂货店老板“擦玻璃的固定节奏”识破信号传递；上海抓获的军统潜伏人员刘全德，因“走路脚跟先落地的军人步态”暴露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力量在反特中的作用。张敬山落网后，烟铺隔壁的陈大妈主动反映：“这老板半夜总关着灯嘀咕，有次我起夜，见他用黑布包着东西往村外跑，问就说是‘老家捎的干货’。” 这一线索，让侦查组锁定了其藏在村外坟地的炸药。1950年镇反运动中，全国近千万群众参与举报，形成“全民反特”的天罗地网，这也是保密局潜伏计划接连破产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维度看，这起烟铺反特案折射出新生政权的稳固逻辑。1950年国民党残留的20多万特务中，仅1950年上半年就被破获1.3万起案件，核心原因在于“专业力量+群众动员”的组合拳。 高俊峰这类转业军人带来的战场侦察经验，与普通民众对新政权的拥护相结合，让特务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也是新中国能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 张敬山落网后，其供出的联络名单帮助公安捣毁保密局华北站潜伏的3个小组，抓获特务17人，缴获完整电台3部。高俊峰因该案立大功，后来在反特培训中常讲：“特务藏得再深，也藏不住骨子里的习惯；敌人再狡猾，也架不住专业的眼睛和百姓的耳朵。” 1950年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用一个烟铺里的细节较量，成为新中国反特斗争中“专业制胜、民心安邦”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