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

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骂名。可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徐会之当年自首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令人感动的真相。历史有时会开一个残酷的玩笑，长达三十四年，他头顶“叛徒”骂名，家人受尽屈辱，连孩子上学都被排挤。 徐会之生于湖北黄冈，早年求学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五四运动期间投身街头活动，后加入学生军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考入中法高等学校，因参与五一游行被开除，转而务农。1924年，经中共武汉区负责人包惠僧引荐，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学生第一队，同年6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连队党代表，参与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连党代表，率队作战于赣浙战场。1927年，他升任第15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次年4月，在上海与韩浚等黄埔同学创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任宣传科长，同年底在天津成立华北分会，任会长，公开批评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1931年8月，他因政治活动被捕于天津巡捕房，遭受审讯后获释。邓演达遇害后，组织联系中断，他开始长达20多年的潜伏生涯，利用黄埔背景逐步进入国民党政战系统。1932年任第五十六师政训处长，逐级升至军委会政训科长。抗战时期，1937年庐山训练团任第五大队教导员，撰写民众训练手册。1945年9月12日，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任内恢复市政秩序，同时将官邸设为地下交通站，利用外交特权掩护同志撤离。1949年汉口解放前，他离开重庆，次年3月从香港赴台，肩负重建情报网的重任。 1950年，台湾地下情报系统遭受重创。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变节，供出名单，导致吴石、朱枫等多名同志相继牺牲，整个网络濒临崩解。组织紧急决定，由徐会之接替吴石，赴台重建。这项任务风险极高，国民党保密局已掌握部分情报，岛上特务搜捕行动如火如荼。徐会之抵达台北后，迅速展开工作，试图恢复联络点和邮路。他利用黄埔旧谊，接触潜在策反对象，包括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彭孟缉作为湖北同乡，本是策反目标，徐会之安排多次会面，递交伪造的国民党长江防线图纸，试图拉拢。但彭孟缉表面敷衍，暗中上报蒋介石，将徐会之列为重点监视对象。保密局逆向追踪蔡孝乾供词，很快锁定徐会之行踪。联络点暗号被篡改，街头跟踪迹象明显。面对暴露危机，徐会之选择主动自首，向黄埔同学、国防部次长袁守谦呈交报告。这份1950年6月撰写的自首书，长达数千字，表面上供认汉口市长任内掩护地下活动，列出三名虚构策反对象。实际名单和联络点均为失效信息，时间混淆，职务错位，以制造排查混乱。他虚构“长江7号”小组，称其散布台湾要塞，实为自身代号，分散敌方注意力。 自首后，徐会之被国防部情报资料组立案，押解至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初审于1950年10月军法局开庭，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处5年徒刑，褫夺公权3年。但蒋介石亲批“判过轻，着再查”，要求以预备颠覆罪论处，重审改为15年徒刑。1951年8月，成立特别调查组，核查其汉口政务记录，指其协助接管城市。狱中条件恶劣，徐会之仍设法传递情报。他与黄埔同学李玉堂同室，利用送饭时机，低声交换海岸炮位坐标，李玉堂将情报藏于碗底带出。另一次索要卷烟，用米汤在烟纸上书写北部雷达站频率，卷成烟卷递给狱警。 1951年1月3日，他在囚室墙上刻下“非我负国，国负我”七字，后被单独关押。情报外传效果显著，大陆据此破译国民党沱江计划，部署更精确。9月调查组提审，徐会之回应政务事实，无一虚言。报告离间作用显现，国民党内部黄埔系猜忌加深，情报网得以喘息，多名同志成功撤离左营和基隆港。 1951年11月13日，国防部黄杰上报公文，蒋介石批示“应即枪决可也”，注明“死要见尸”。5天后，徐会之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年仅51岁。遗体草草掩埋山林，身份长期保密。他的牺牲，直接保全了台湾地下系统的核心力量，避免了更大损失。消息传回大陆，家人却因“叛徒”标签饱受煎熬。妻子刘先知守护那枚“精忠报国”印章，子女求学时遭同学排挤，老师冷眼相待。社会舆论将他定性为变节者，亲友避之不及。 这种误解持续34年，直至1985年，民政部解封绝密档案，证实自首为战略掩护，拖延敌方清剿，保多名同志。该档案详列自首书误导细节、情报传递路径和后续影响，徐会之获追认为革命烈士。1996年春，其骨灰分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1999年，绿岛人权纪念碑刻其姓名，李登辉主持揭碑仪式。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亦镌其字，黄冈烈士陵园展出事迹展板。他的故事，成为隐蔽战线上的经典案例，提醒后人情报工作的曲折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