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欧洲的奴隶市场上，一堆奴隶三五成群，赤裸站立，等待着被奴隶主挑选。 十九世纪初，欧洲列强正值工业革命高峰期，海外殖民地扩张迅猛，急需廉价劳动力支撑种植园和矿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已运行数百年，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率先开辟非洲海岸捕奴航线，到英国主导十八世纪高峰，总计约1200万非洲人被强行运往美洲。十九世纪虽有禁令颁布，如英国1807年奴隶贸易法案和美国同年进口禁令，但非法走私仍旧猖獗，至1867年才基本止息。这段贸易嵌入全球经济链条，欧洲港口充当中转枢纽，利物浦和里斯本成为核心节点。利物浦作为英国奴隶贸易重镇，每四艘出港船中有一艘载奴，刺激本地棉纺业和枪械制造繁荣。里斯本则延续葡萄牙传统，从十五世纪起每年输入数千非洲劳工，支持本土糖业和再出口。清朝沿海贫困加剧，鸦片战争后人贩子趁乱活跃，从广东福建搜罗劳工和女孩，以几块银元换取家庭默许，转手推向澳门或宁波港口。 奴隶在欧洲市场被彻底商品化，拍卖过程标准化如牲口交易。买家多为种植园主或中间商，他们巡视围栏，检查奴隶牙齿完整度和肢体健壮程度，标价基于年龄性别和技能。一个十八岁非洲男子可能值25英镑，能扛重物劳作；九岁亚洲女孩仅八镑，适合家务或纺织。木牌上潦草标注这些信息，奴隶颈绳勒紧，站立数小时任人检验。十九世纪中叶，里斯本广场常见此类集市，石板地散落价签残片，空气中混杂海盐和体臭。利物浦码头则更注重批量交易，一船数百奴隶分批上拍，锤落声伴随叫价。葡萄牙和英国商船从西非几内亚湾运来货物，船长与拍卖行分成利润高达100%至300%。这种机制强化种族等级，非洲劳工被视为耐力工具，亚洲输入者则因适应力强而价格更低。 运输阶段是奴隶贸易中最残酷一环，中途航程死亡率高达12.5%，约150万人葬身大西洋。船舱底层封死木板，仅留小孔投食霉面包和咸鱼，350至600人挤压成团，膝顶胸口，粪便和汗水浸透地板。十九世纪船只虽缩短航程至两月，但疾病肆虐依旧，疟疾黄热病和小儿麻痹传播迅猛。船员为防叛乱，将男女分开锁链，用火枪和网具防范跳海。咳嗽者迅速隔离，生病严重即被拖出扔海喂鲨，以免传染全舱。英国轮船“英格尔伍德号”1854年从宁波启航，舱底藏47名中国女孩，年岁八至十二，她们蜷缩潮湿板上，船摇晃中发出闷响。清朝猪仔贸易多用此类暗舱，华人劳工从澳门转运至里斯本或利物浦再发美洲，途中饥饿和疫病夺走20%生命。船长视奴隶为保险货物，投保额覆盖潜在损失，利润计算中死亡率成固定成本。 抵达美洲后，奴隶面对更漫长折磨，男性多分派糖料园或棉田，挥锄16小时，日食稀粥，监工骑马巡视稍歇即鞭抽。路易斯安那种植园常见此类场景，奴隶预期寿命仅23岁，儿童五岁前死亡率40%。女性劳作强度稍低，但遭受额外不公，纺织坊弯腰拾棉，手指磨出血泡，夜宿草席。貌美者关入后院，门锁上锁，任主人侵扰，身心双重摧残。巴西接收480万非洲奴隶，占总贸易38.5%，劳工在蔗田劳作至死，逃亡者组建quilombos社区却遭镇压。古巴作为西班牙最后奴隶殖民地，至1866年仍输入数十万，华人猪仔与黑奴并用，一园黑人452名，黄奴125名。清末华人输入美洲超10万，多为契约苦力，实际形同奴隶，售价低至黑奴三分之一。反抗频发，如1839年阿米斯塔德号起义，奴隶杀船员夺船，却在法庭挣扎求生。奴隶主以家属威胁迫顺从，寄信或抓亲人作筹码，确保劳工服从。 华人猪仔贸易是十九世纪奴隶体系的东方分支，清朝中叶起盛行，至1910年止息，输出逾50万劳工至美洲和南洋。起初为填补黑奴禁令空缺，英国法国转向中国沿海，许诺高薪却实为欺骗。广东福建贫家子弟被哄上船，舱底条件与非洲航程无异，死亡率15%至20%。1854年事件暴露残酷，一艘英国船载47名女孩从宁波至英国，称“猪花”，售价几英镑，转卖美洲为娼或家仆。猪仔馆在澳门林立，劳工关押数月挨饿等船，价格随市场波动，黑奴禁后华人成热门货。古巴秘鲁矿场用华人挖银，耐力强却报酬微薄，一年劳作仅得几美元。女性猪花命运更惨，多遭性剥削，少数嫁猪仔组建家庭，却难改底层地位。 废奴运动渐起，动摇奴隶贸易根基。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废奴协会推动议会法案，戴维·利文斯通等传教士揭露非洲内陆惨状，促成1833年奴隶解放法。林肯1863年解放宣言虽针对美国黑奴，但影响波及华人契约解除。西班牙1866年禁葡属贸易，古巴至1886年全废。国际压力下，英国海军巡弋大西洋，截获走私船超千艘，释放数万奴隶。然而，禁令执行不力，巴西至1850年仍输入20万，非法链条转入地下。华人贸易受美洲排华法冲击，1882年美国限制输入，猪仔流向南洋。运动源于人道觉醒，也夹杂经济考量，工业化需自由劳动力取代奴隶。废奴后，种族歧视遗毒绵延，美国南方黑人仍遭隔离，华人聚居区爆发暴力。清朝无力干预，任人贩横行，直至辛亥革命后才渐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