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3日，国民党军长孙殿英让部下向日军举起白旗！随军的军统少将文强不愿意当汉奸，带着二十多个手下，脱离了孙殿英！ 孙殿英是谁？就是那个挖了清东陵的“东陵大盗”，一个出了名的土匪军阀。他手下的兵慌了，但军统派来监视他的少将文强，心里更慌。文强早就觉得孙殿英不对劲，截获过他“避免正面冲突”的电报。现在，图穷匕见了。 4月23号中午，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孙殿英的防地静悄悄，只有远处山头还响着枪。孙殿英竖着耳朵听，突然大声嚷嚷：“那是陈仙洲的爆破总队在打！快去请文高参来想个办法！” 文强心里门儿清，孙殿英这是在演戏给他看，想把他拖下水。他主动走过去。孙殿英立马抓住他：“老弟，快让你的人别打了！不然敌人发现我们的目标就完了！” 文强当时没多话，写了张字条叫人给隔着两道山沟的陈仙洲送去。果然，枪声停了。 下午3点，日军已经摸到了三四里外的山头。孙殿英把文强和另一个叫荆宪生的党政团长叫进屋，戏演到了高潮。他“声泪俱下”，拍着大腿说：“大势已去，不投降也得玉石俱焚！请二位马上发电报回重庆，说我孙殿英是迫不得已，有朝一日，我仍将报效上峰……” 荆宪生不了解孙殿英的底细，还真被他这番表演给唬住了，当即表态说全靠孙军长掩护。文强站在一旁，一句话没说，内心痛苦万分，心凉透了。 戏演完，孙殿英叫来秘书李国安，塞给他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让他打着白旗去联络日军。他还特意交代：“只说我在山上，别说我在这个村里。” 这才是关键。那个纸筒里装着“识别联络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孙殿英早就跟日本人勾搭上了！哪是“迫不得已”，分明是早有预谋，连联络暗号都准备好了。 白旗一出去，孙殿英松了口气，转身走到文强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尽管放心，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突然，他瞥见文强胸前别着一枚军委会的梅花形证章，不由分说便伸手给摘了下来，扔出窗外，然后说：“日本人来了不要怕，你们的人员都算是在我部队中服务的。” 此情此景，文强只能默默无语。他知道，再待下去，自己就真成了汉奸的俘虏。 文强抽了个空子，把荆宪生叫到一旁，问他有何打算。荆宪生还很茫然，说有孙殿英保护很放心。文强知道这人指望不上了，便决定自己行动。 他佯称要去上村看看晚间走散了的那些随行人员，并休息一下。孙殿英以为他已经认命，没有反对，挥挥手就同意了。 文强前脚刚走，孙殿英后脚就干了件更卑鄙的事。他立马让部下给洛阳的一战区发了封电报，把投降的责任全推给了文强！电报里厚颜无耻地说：“……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 瞧瞧，这盆脏水泼的，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还拉了个军统少将当垫背的。 另一边，文强在上村正巧碰上了骑马赶来的陈仙洲。文强赶紧把他拉下马来，三言两语把孙殿英投降的实情一说。陈仙洲也是个硬骨头，两人当即决定，宁死不当汉奸，马上突围！ 他们迅速集结了陈仙洲的部队和文强的随行人员，正准备趁着天黑往西南方向冲。就在这时，日军的飞机发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飞来，对着山沟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这支刚集结起来的队伍一下子被炸散了，部队四下溃逃。文强与陈仙洲也在混乱中失去了联系。 等到天黑透，周围枪声稀疏了，文强清点身边的人，只剩下了紧紧跟随他的副官李锡年等9个人。他那二十多个人的随行团队，也在轰炸中彻底失散了。 跑是跑出来了，但他们仍旧在日军的包围圈里。一行人精疲力竭，在当地谍报队长的帮助下，钻进了一个隐蔽的窑洞。 在窑洞里躲了整整一个星期，吃的没有了，他们就找山楂树叶来充饥。文强看着洞外风雨飘摇的野草，即兴吟了一首诗，以鼓励随行人员：“太行山上劲草，风吹雨打不倒。岁岁霜雪冰封，年年花开更好。” 这就是文天祥第23代后裔的骨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殿英。他投降后，日军很不满，因为没抓到另一个军长庞炳勋。孙殿英拍着胸脯保证，说庞炳勋年老体衰，而且毒瘾很大，跑不远。他派人守住附近的鸦片贩卖点，果然，庞炳勋因毒瘾发作，派副官下山购买毒品时落入了圈套。孙殿英就这么把自己的盟友也给卖了，一起当了汉奸。 文强等人在窑洞里熬过一个星期，趁着大雨浓雾，终于逃出了包围圈，历经一个多月艰险，在5月5日抵达了黄河对岸的洛阳。 1943年4月23日，太行山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面是孙殿英为求活命、保富贵而举起的无耻白旗；另一面是文强在绝境中宁死不降、染血突围的民族气节。 文强，这个17岁加入共青团、18岁成为共产党员的早期革命者，虽然因故脱党，但他骨子里的信仰和气节从未改变。在国家大义面前，他没有丝毫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