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陈宝仓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高参”，可在这层身份背后，他还是一位肩负特殊任务的潜伏者，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从容的表现，深得国民党高层信任，这给他提供了搜集重要情报的便利，他传递的每一份情报，标注着台湾的军事部署、驻军情况，承载着祖国统一的希望。 抗战时期，他曾是一名兵站专家，冒着枪林弹雨将军需物资送往前线，他的拼劲连前线士兵都敬佩，战后，他看清了国民党腐败的本质，选择站到人民一边，秘密加入民革，成为地下党的一员，1949年，他接到任务，潜伏台湾，搜集关键信息，然而，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岛内，特务的活动愈发频繁，地下党组织的处境日益危险。 街头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军车呼啸而过，押送“犯人”的景象随处可见，一次，三女儿陈禹方回家时，恰好看到街头这些可怕的画面，吓得跌跌撞撞跑回家，那一刻，陈宝仓心中隐隐作痛，他明白，危险正在逼近，自己迟早会暴露，他不怕死，但他担心家人的安危，必须尽快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他先通过地下党的渠道，为妻子和三个女儿办理了离台的证明，安排她们混入“商业考察团家属”的队伍，前往香港，为了掩人耳目，他故意制造夫妻不和的假象，没有送她们去码头，只是在远处静静望着客轮的影子消失在海平面上，那一刻，他的心像被扯开了一道口子，他知道，这可能是永别。 家人离开后，最让他牵挂的是儿子陈君亮，儿子当时是台湾大学的借读生，因已成年，被列为“适龄男丁”，按照当局规定，禁止离台，他不得不冒险找来一名旧识——一位国民党军需官，以“赴港采购军需”为名，为儿子办了一张出差证明，几经波折，儿子终于启程，和家人团聚，这一刻，陈宝仓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低头看着自己写满字迹的手，终于露出一丝释然的笑。 家人安全离开后，陈宝仓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情报，将关键内容藏入不起眼的地方，等待同志来取，每一次传递，都是一次生死之间的较量，他的细致和冷静，让特务数次突击检查都无功而返，可危险像是无声的潮水，悄无声息地逼近。 1950年春，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地下组织的成员名单被泄露，陈宝仓的身份暴露，清晨，他刚走出家门，便被埋伏在周围的特务抓捕，当时，他已经将最重要的情报交出，家人也已转移，他再无后顾之忧，被押送至保密局后，特务施以酷刑，试图撬开他的嘴，他的身体被折磨得伤痕累累，但始终没有透露半句有用的信息。 审讯记录里，特务对他无计可施，只能写下“难以驯服”这样的词，哪怕被折磨得几乎无法行走，他依然挺直腰杆，眼神坚定，对于敌人来说，他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对于同志来说，他是信仰的象征。 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烈日炙烤着大地，陈宝仓被押上行刑场，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天际，仿佛在看向香港方向，他的家人在那里，他的心也在那里，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生命戛然而止。 得知噩耗后，远在香港的师文通悲痛欲绝，却不敢让孩子们知晓，她四处托人打听，终于联系上了陈宝仓在台湾的两位友人，两人冒着风险收殓遗体，用尽办法将遗骨火化，那时的台北正值酷暑，遗体腐烂得很快，为避免引起怀疑，他们打点了火化场工人，用最快的速度完成火化。 陈宝仓的骨灰被交给了一个女孩——三女儿的同学殷晓霞，她要前往香港，将骨灰送到师文通手中，彼时，她没有入港许可，无法登岸，她将骨灰盒用布条紧紧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入海中，硬生生泅渡到岸，骨灰盒上的海水痕迹，成了跨越生死与海峡的见证。 1950年下半年，师文通带着孩子们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民革主席李济深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安顿生活，陈宝仓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烈士的归宿。 师文通常常对孩子们说，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他们要好好活，用自己的眼睛替父亲看新中国的未来，她的话成了家族的精神火种，点燃了孩子们的斗志，大女儿后来成为兰州大学的化学骨干，次女从北大毕业后投身环保，儿子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用努力与成就回应了父亲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