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专家戴旭，抛出了一个观点：如果中美真有一天刀兵相见，中国完全可以主动“壮士断腕”，腾挪东部经济，把重心往西部一转，以此换取美国在亚太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布局崩盘。 戴旭的论点建立在美国亚太部署的“高成本陷阱”之上。美军在西太平洋维持着日均耗资1.8亿美元的军事存在，其核心优势依赖于关岛、横须贺等前沿基地。 若中国将长三角、珠三角的部分高端制造业向成渝地区转移，美军现有打击体系的效费比将急剧下降。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路，实则延续了毛泽东时代“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的智慧。 更精妙的是对美元体系的侧面打击。东部沿海聚集着中国60%的外向型经济，这些资产同时是美元循环的关键节点。主动进行战略收缩，反而能减少在金融战中的暴露程度。2015年股灾时资本外流的教训表明，经济布局过度集中沿海存在系统性风险。 成渝地区已具备战略接替条件，2025年成渝经济圈GDP总量突破12万亿元，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占全国三分之一。 更关键的是基础设施：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突破3万列，重庆果园港集装箱吞吐量跻身长江内河港前三位。这种陆权复兴，为经济重心西移提供物理支撑。 国防科技工业的西迁早已悄然进行。绵阳风洞群、西昌卫星中心、成都飞机设计所构成“西部创新三角”，歼-20部分研发任务就在成都完成。这种产业基础，使西部不仅能承接传统制造，更能孵化战略新兴产业。 美国亚太防线存在“距离悖论”：前沿基地越靠近中国，越容易遭受精确打击；后撤则失去干预效力。关岛安德森基地距离中国约3000公里，正好在东风-26导弹的“舒适射程”内。若中国将战略目标西移，美军必须重新调整基地布局，这种调整成本将高达数千亿美元。 更棘手的是盟友信心问题，日韩等国允许美军驻守的前提，是其能提供有效保护。若美军基地自身难保，同盟体系可能生变。戴旭的构想正是瞄准这种连锁反应。 苏联在二战期间将1523家工厂迁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成功经验，证明战略纵深的价值。但当代战争形态已变：数字化产业迁移比传统工业更复杂，但受地理约束更小。华为将研发中心迁往西安的经验表明，高科技产业西移具备可行性。 更近的案例是2022年俄乌冲突。俄罗斯将央行黄金储备迁往乌拉尔地区，有效抵御了金融制裁。这种资产分散策略，为中国提供了现代版参考。 东部经济暂时收缩可能使GDP损失3-5%，但西部增长可弥补部分缺口。关键是保住产业链核心环节：芯片设计留在上海，制造可放在西安；汽车研发留在长春，新能源电池生产可转移至青海。这种“头脑在东，身体在西”的模式，能平衡安全与发展。 更长远的是国内市场培育。西部4亿人口蕴藏巨大消费潜力，经济重心西移将加速内循环建设。这种转型，恰与“一带一路”陆权战略形成共振。 人口随产业西移需要精细安排。雄安新区建设经验显示，基础设施先行可减少社会震荡。成渝地区已建成1.5万公里高铁网，医疗教育资源接近东部水平。这种软环境建设，使人才西迁更具可行性。 更关键的是农民安置。西部耕地资源丰富，可发展现代农业吸纳转移劳动力。新疆棉花产业机械化经验表明，现代农业能创造高质量就业。 经济重心西移可能引发周边国家战略调整。俄罗斯可能加快远东开发，印度或强化喜马拉雅防务。但这种连锁反应未必不利：中美脱钩压力减小后，欧洲可能更愿与中国合作。 微妙的是东盟态度，中国减少海洋取向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压力可能减轻，这有利于构建更平衡的地区关系。 西部发展将催生新技术需求。青海盐湖锂资源开发需要突破高海拔提取技术，这种需求倒逼创新。西藏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可能推动超高压输电技术革新。 更深远的是科研环境改善。西部较低的人口密度和电磁环境，适合建设大型射电望远镜等科研设施。这种基础研究突破，将为长期竞争力注入动力。 戴旭特别强调青藏高原的生态屏障作用。三江源保护区每年向下游输送4000亿立方米水资源，这种战略资源的价值远超经济指标。西部开发若与生态保护结合，可构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十四五”规划建设的8个西部陆港已形成枢纽网络。下一步可先将战略储备物资西移，然后过渡到高端制造，最后引导金融服务跟进。这种分阶段推进，能控制风险。 更聪明的是差异化定位。云南可面向东南亚，新疆对接中亚，成渝辐射欧洲，形成多向开放格局。 结语：战略主动权的重新夺取 戴旭的构想看似激进，实则是摆脱被动应对的创新思维。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以空间换时间、以布局谋主动，可能开辟出新的战略路径。这种思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立即执行，而在于打破思维定势，为大国博弈提供更多可能性。 参考资料： 戴旭：美国对华战略包围与中国的应对.--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