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朱元璋是个暴君，且让我们看看这位暴君的另一面。 朱元璋在各府、州、县设立惠民药局，并置医官，给贫病之军民提供医药。 在京城或地方设置露泽园，建立义冢，令贫病死亡而没有土地者，予以安葬。 朱元璋的名字总让人联想到冷酷、猜忌、严刑。宫廷血案、官员清洗、酷法峻刑——仿佛构成他的一生。 但翻开史册的另一页，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他让穷人能吃药、能安葬、能活下去。一个出身乞儿的帝王，亲手搭起了明初最完整的救济体系。 这并非帝王慈悲的故事，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实验，充满算计、矛盾与理性。 从南京到全国，洪武元年刚刚登基的朱元璋颁下第一道与“人命”有关的诏令：凡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由官府供养。天下刚定，战乱余烟未散，疫病横行。 粮仓空，百姓伤，尸横郊野。宫门外一日能抬进数十具无主遗体，城中药价飞涨。朱元璋在奏章上批下几笔——“存恤”。这两个字成为明初国家救济的起点。 短短几年，一个个养济院、惠民药局开始在各地出现，像雨后初生的庙舍，慢慢连成一张民生网。 洪武三年，全国设立惠民药局。府有提领，县有医官，专为贫病军民给药治病。药局之下，木架上堆满干草药与陶罐。冬天的院落弥漫着苦味，医生忙着煎药，吏员登记病名。 贫人来时，只需报名籍与病状，便能领药。明太祖的“惠民”二字不只是口号，药局经费由官府支出，按户籍分配。没有门票，也没有供奉。 官吏若敢克扣药材，律例中明文——以监守自盗论处。朱元璋治天下的方式是铁面无情，却也用同样的铁令维护了这些救济机构的运转。 两年后，洪武五年，天下郡县陆续建立孤老院，后称养济院。这里收容残病、孤寡、乞丐。白天，他们被派到田间织席、修渠，夜里睡在瓦屋之下。 院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恤孤弱”。地方官每月必须上报院中人口、存粮与医药清册。没有粮可发的，县令要入狱。 对朱元璋来说，这不是仁政，而是秩序——让底层民众有处去，让饥与病不再流动成乱。 那时的南京城北，还有一个让后人感叹的地方——漏泽园。官方称“义冢”。城外荒坡，立碑写着“官设漏泽园”，专葬无主与贫病亡者。入土者多是乞儿、工匠、流民。 棺木由官府制作，墓坑排列整齐。每到春祭，官吏率众扫冢、焚香。洪武三年归德府设义冢，随后各地仿效。 江南吴江、江西吉安，皆建漏泽园。义冢不仅安葬尸骨，更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死人有归，活人心安。 明太祖出身丧亲孤贫，他深知“尸无所归”意味着什么。于是用律令将安葬贫死者写入官册。违令者，杖刑。 四方百姓渐渐发现，这个皇帝既会杀官，也会救民。朝堂上挥刀，民间却修药局、立养院、筑义冢。政令急，执行更急。 地方官若迟延，御史便奉旨追查。朱元璋曾言：“民之疾苦，官不恤者，当坐视罪。”他不信人性，只信制度。 惠民药局的账本每年都要上缴审计，哪怕一袋草药都能成为问罪理由。有人说这太冷酷，也有人说正是这种冷酷，让明初的社会免于崩溃。 时间推到宣德三年，朱元璋的孙子在位。朝廷发现各地药局年久失修，药架塌、炉灶坏、官医缺。礼部尚书胡濙上奏：“洪武之制废矣。 ”宣宗批复：“修，仍洪武法。”派御史巡按，重新登记。明初那张救济网络又被拾起。百姓仍在药局排队煎药，养济院的炉火又燃起。帝王换了三代，制度仍延续，这或许是朱元璋留下的少有的温情遗产。 义冢制度也在明中后期延续。吴江地方志记载，弘治年间义冢又称漏泽园，重修扩建。官不再独办，富户与社仓合力，形成“官立民助”的格局。每年春秋两祭，县令带民共同祭奠。 墓碑林立，草木覆盖。社会底层的“死”第一次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这种制度化的“安死”让明代城市更整洁，也让人心更安稳。正如后来的史家所言，朱元璋并没有改变人心，但改变了“人死后”的命运。 有人质疑，这些救济措施不过是权术——为了稳民心、固江山。或许如此。朱元璋深知饥与病比叛乱更可怕。一个流民饿死，便是一场可能的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