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脚前脚后地走了，留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年仅25岁的载沣，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怀里抱着个三岁哇哇哭的娃娃皇帝溥仪。 在外人看来，这是天大的权柄。可载沣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江山，这分明就是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他不是没想努力过。他想搞君主立宪，可皇族里的老顽固们不答应；他想罢免袁世凯，巩固中央军权，结果差点激起兵变，最后还得捏着鼻子把“慰留”的圣旨送过去。他就像一个裱糊匠，面对着一栋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刚糊好东墙，西墙又塌了。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的奏报雪片一样飞进紫禁城。载沣看着地图上那些变了颜色的地盘，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这盘棋，已经下死了，再挣扎下去，只会把全家老小都赔进去。 所以，当袁世凯逼宫时，他几乎没怎么抵抗就交出了权力。辞去摄-政-王的那天，北京下着小雪。他走出宫门，没有丝毫留恋，反而脚步轻快。一回到醇王府，他脱下朝服，对福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了，从今往后，我终于可以在家抱孩子、看星星了！” 别人笑他傻，骂他懦弱，是“亡国之君”。可他们不懂，在历史的惊涛骇浪面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比攥紧拳头硬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清醒。 “退休”后的载沣，彻底活成了一个“局外人”。别的王公贝勒还在想着联络军阀搞复辟，他却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书房和后花园。他把书房的对联“有权有富贵”改成“有书有富贵”，每天不是读书就是摆弄他那些宝贝——天文望远镜、星球仪、日晷。 他教孩子们认识星座，给他们讲牛郎织女，在日记里详细记录日食、月食的观测数据。家里人劝他：“王爷，您好歹也是曾经的摄政王，别总干这些‘不务正业’的事啊。”载沣乐了：“什么王爷？现在是民国了，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这份“普通老百姓”的自觉，让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站得笔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引诱下，跑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派人三番五次地请载沣去长春“辅佐”，说这是“恢复祖宗基业”的好机会。 载沣气得把信都撕了，他拖人给溥仪带话：“你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别去给日本人当走狗，丢了爱新觉罗家的脸！” 后来，他实在放心不下，亲自去了一趟长春。当他看到溥仪穿着日本关东军设计的“龙袍”，身边全是日本顾问和特务时，他心凉了半截。在一次密谈中，他拉着溥仪的手，老泪纵横地劝他：“儿啊，跟阿玛回天津吧，这地方待不得！” 可溥仪已经被“皇帝梦”冲昏了头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许诺给载沣高官厚禄，每个月一万大洋的车马费，都被载沣当面顶了回去：“我不能做这种对不起国家和祖宗的事！” 日本人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限制他人身自由。载沣索性以绝食抗争，宣称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在柱子上。日本人没辙，只好放他回了天津。这一别，竟是父子俩的永别。 有人说载沣无能，没保住大清。但他用自己的行动，保住了一个中国人最后的骨气和尊严。这份骨气，比什么王爵、府邸都珍贵。 时间来到解放后，载沣一家的生活变得愈发清贫。国民党政府的优待条例早就没了，家里的古玩字画也变卖得差不多了。一家人常常只能喝玉米渣粥度日。 但载沣的心态特别好。他主动向新政府提出，醇王府地方大，空着也是浪费，不如贡献给国家。于是，才有了开头那场90万斤小米的交易。 拿到钱后，载沣在城里买了一处小院子，剩下的钱全部分给了八个子女，让他们各自成家立业。他自己则带着家人搬进了小院，过起了真正的平民生活。 他废除了家里请安磕头的旧礼，让孩子们都称“同志”。他把王府里收藏的三千多册珍贵古籍，包括乾隆御笔的《古稀说》，一股脑全捐给了北京大学。文化部要给他发奖金，他连连摆手：“书给需要的人看，才算物尽其用。” 1951年2月，68岁的载沣因病去世。他的葬礼极其简单，墓碑上只刻着“醇亲王载沣”几个字，再无其他。 回顾载沣这一生，他当过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也做过钻研星斗的“天文学家”；他曾是皇室的代表，最终也成了一位普通的新中国公民。 他或许不是一个力挽狂狂澜的英雄，甚至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失败者”。但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每一次都做出了最清醒、最体面的选择。该放手时绝不贪恋，该坚守时寸步不让。他卖掉的，是一座物理上的王府；换来的，却是整个家族在新时代的安稳与新生。 那90万斤小米，不仅养活了他的子孙，更像是一种象征：他亲手将沉重的历史包袱，置换成了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踏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