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台湾老兵带着妻女回大陆看望原配妻子，没曾想，等了他50年的原配妻子，见到他后，竟然冷漠地说道：“你走吧，我和你没话可说……” 1988年的海风裹着咸湿味儿，吹得蔡国栋手里的船票边角发皱。他站在台湾码头的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近的大陆轮廓，喉结动了动50年了，他终于要踏上山东聊城的土地。 身边跟着第二任妻子和一双儿女，小女儿攥着他的衣角，轻声问“爸爸要找的人是谁呀”，他没回答，目光落在远处刚翻整过的田地里，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 蔡国栋是1918年生的，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16岁就听了父母的话，娶了邻村19岁的刘金娥。 婚礼就在祠堂里摆了几桌，刘金娥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上插根红绒花，端着糖水碗挨个敬乡亲。 婚后她天天早起熬粥、喂猪、照顾公婆，把家里拾掇得井井有条，可蔡国栋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不想要这种“搭伙过日子”的婚姻，总想着出去闯点名堂。 1937年抗战爆发，19岁的蔡国栋跟刘金娥说“我去当兵”，没敢看她红着眼眶追出来的身影。 他投了国民党空军，改了名字，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书信断了，家乡的消息像被揉碎的纸，再也拼不起来。 后来内战开始，他跟着部队去了青岛，1948年认识了第二任妻子，结了婚，生了孩子。 他没提过刘金娥，好像那段过去被锁进了箱底。1949年到了台湾，他在高雄安了家，日子慢慢稳下来，可偶尔深夜醒来，会突然想起刘金娥缝给他的粗布衫，针脚歪歪扭扭的，却很暖。 刘金娥的日子过得像村口的井，平静却熬人。 蔡国栋走后，她一个人扛起蔡家的大梁，公婆年纪大了，她天天挑水做饭；地里活计重，她挽起裤腿就跟男人们一起锄地。 村里人劝她“再找个伴儿”，她摇头：“我等他回来。”公婆去世后，她守着那间漏雨的破屋，墙上挂着蔡国栋当年的旧照片，玻璃上蒙了层灰，她每周都擦一遍。 每年蔡国栋生日，她就煮个鸡蛋，放在桌子上，对着空气说“国栋，吃口热的”。 1988年两岸刚放开探亲，蔡国栋就报了名。他带了台湾的凤梨酥、茶叶，还有件新做的蓝布衫，跟当年刘金娥穿的那件样式差不多。 到了山东，村子变了，土路变成柏油路，老房子刷了新墙，可那股槐花香还在。 他先去父母坟前，跪下来烧纸，火苗窜起来，映得他眼泪直掉。 村里老人认出他，拽住他的胳膊：“国栋，你可算回来了！金娥等你一辈子啊！”他心里一沉，赶紧往刘金娥的村子走。 刘金娥正在院子里剥玉米，瘦得肩膀都塌了，白发梳得整整齐齐。 看见蔡国栋，她手顿了顿，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妻儿，眼睛一下子暗下去。 屋里还是老样子，灶台上摆着那只破碗，是蔡国栋娘当年给的，刘金娥一直留着。 蔡国栋想说话，她却转身拿出扫帚，开始扫院子里的落叶，声音平平的：“你走吧，我和你没话可说。” 第二任妻子尴尬地搓着手，儿女站在门口，脚尖蹭着地面。蔡国栋攥着凤梨酥，想递过去，可刘金娥没回头，他就这么站着，直到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才慢慢转身走了。 回到台湾，蔡国栋把蓝布衫收进箱子，再也没提过回大陆。 他老了，病了，记忆越来越模糊，走的时候没留下关于刘金娥的话。第二任妻子比他先走，儿女把他送终。 刘金娥还是守着那间破屋，种着院子里的小菜，直到2007年去世。乡亲们把她葬在蔡家父母的墓旁，墓碑上没刻太多字，只写了“刘金娥，等了一辈子”。 后来蔡国栋的女儿带着儿子回来，给祖父母上坟，也去了刘金娥的墓前。 她摸了摸碑上的字，掏出束香，轻轻插在地上：“阿姨，我爸一辈子都愧疚，我们替他给您磕个头。”风刮过来，吹得香烛晃了晃，好像有人在轻轻应。 那时候的两岸，隔着一道海峡，也隔着无数人的等待。蔡国栋和刘金娥的故事，不是特例，抗战、内战、两岸分离，多少家庭被拆散，多少人在岁月里熬成了望夫石。 刘金娥的等待，不是傻，是她把“信”字刻进了骨头里；蔡国栋的愧疚，也不是假的，是他欠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陪伴。 现在再去聊城，老槐树还在，村口的老人们还会说起“金娥等丈夫”的事。 年轻人听着，可能会觉得遥远，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坚守，才是最动人的情分，不管时代怎么变，有些心意，从来都没忘。
